毛泽东传,十大前后

  ⑩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⑥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⑩毛泽东对吴冷西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月29日。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⑨197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⑧吴旭君录像谈话,《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2-144页。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⑦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⑥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乒赛报告的批示,手稿,1971年3月15日。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邓小平和陈云来信的批示。他们两人下放江西已两年多,邓小平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陈云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此时,毛主席已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⑩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⑨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第二天起,由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换意见。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认可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逐步从台湾撤出美军,但仍存在不同看法。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直到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稿中有关措词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最后,这个问题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事后,周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⑥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从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有四十七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批评和抵制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某些作法,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政府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两国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医生们测量血压,发现正趋向正常,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毛泽东的神志正慢慢地清醒过来。”①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邓小平在八月三日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写下这样的批语: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①1971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⒄周恩来对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18日。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从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①”七月三十一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在会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他说:“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同一天,他看到一件揭发南方某地领导干部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的材料后,批示给周恩来:“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⑧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②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在连续几天的中美会谈期间,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陪同尼克松一行赴杭州、上海时除外),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⑦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肯定的基辛格的说法:“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⑧”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说: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⑦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2003年6月6日。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⑿毛泽东对杨成武女儿杨俊生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3月25日。

  ⑿周恩来、王洪文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同年三月中旬,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只有两个星期,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代表团离京前的十一月八日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的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谈话当中,毛泽东兴致很高,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②第二天,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送行。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⒅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72年7月21日。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②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③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⒁毛泽东对林枫子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8月11日。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毛泽东一直看得很重。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说过:“联合国,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进去。”“世界不能始终让美、苏两国霸占下去,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也得算数。”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在这方面已没有多少问题需要他思考了,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他广泛收集国际上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映,认真阅读新华通讯社所编的每天两本的《参考资料》,或者要工作人员把有关消息读给他听,还要看大量文件、电报。那时,局势仍不明朗,不少人对联合国这次能否通过这项决议抱着怀疑的态度。毛泽东说:“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接近联合国投票时,他说:“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①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③《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20、126、127页。

  ⑥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去见毛泽东,检查自己过去同林彪、叶群等接触中有错误,并交上一份书面检查。他回忆道: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他找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谈话时,有人谈到林彪到处做工作。毛泽东说:“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当谈到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时,他说:“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了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在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⑨,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⑩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节。寒风凛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点,就使人感到肌肤僵冻。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去出席。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十分严峻的。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八三四一’(中央警卫部队。——引者注)在毛家湾(林彪住处。——引者注)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周恩来插话:粉身碎骨),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⑾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立刻赶来了。他的心情比别人更沉重、更着急。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五月下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写出《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准这个报告。同一天,中方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一九七二年,是调整国内各项政策的一年,也是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取得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等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此时此刻,一千五百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致完悼词,毛泽东向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车。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陈、邓两人在八大以来一直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在党内外有着很高威望,后来又被认为犯了“严重错误”。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自然会引起人们对过去许多问题的重新认识。特别是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当中曾被说成“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和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张茜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身边工作人员立刻把一块黑纱戴在他的大衣袖子上。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⒇

  ⑦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⑧毛泽东对《空军报》社一封来信的批示,手稿,1971年10月4日。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②张耀祠书中原文如此。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尼克松到中国的当天下午二时许,便接到毛泽东要会见他的通知。尼克松、基辛格等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那天尼克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毛的印象: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现在保存下来的他在这一年内写有批语的为数很少的材料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他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⑩”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⑾”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⑿”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⒀”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⒁”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的妻子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⒂”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⒃”周恩来随即批示让刘建章保外就医,并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⒄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五月下旬,首都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军民举行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五·二0”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五十万人的盛大集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声明的全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告诫尼克松政府,中国不会拿原则作交易。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全世界许多中小、落后国家的钦佩和赞誉。后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所取得出乎美国意料的胜利,同中国这种对外政策直接有关。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鲁迅。他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①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前面所说毛泽东那次突然休克的危急日子只有九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会见尼克松呢?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决定仍会见尼克松,尽管人们当时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实际健康状况。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有领导,有警卫,有电工等等,工作人员都等在这儿。那个时候,这儿没有水,上面铺了一层木板,那头是所有的专家睡觉的地方,这一块是所有抢救用的物品,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惊人。在他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十五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六十五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⑤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⑨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⑦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向美国友人等谈林彪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⑩林克、徐涛、吴旭群:《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5页。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⑾[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3-234页。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就在抢救毛泽东过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意外。这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⑤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⑥”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⑦同年十一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⑧”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⑨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陈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因癌症去世。他在井冈山时期就同毛泽东密切共事,两人长期以来有着不平常的友谊。但“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受到不小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他去世后,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的追悼会,定于一月十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八日,周恩来阅改了中央军委送来的悼词稿,当夜又送毛泽东审阅,同时附信说明陈毅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在悼词稿上删去其中有关功过的评价,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⑤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一九七一年春,中美关系出现了出人意外的突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件事引起很大轰动,被称为“乒乓外交”。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试图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商谈两国关系问题。随后,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恩来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内称:“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次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⑤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同年十二月三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中国使馆官员,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使馆电文的周恩来,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⑦”这里讲的“门道”,是指中美政府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的渠道。十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⑧这个月底,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对林彪事件真相的传达范围是逐步扩大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对林立果等草拟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不是要下发,因为它用词恶毒,政治局成员中也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⑥”他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⑦”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这以前不久,在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有关方面对是否参赛问题却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故我方拟仍前往日本参加本届比赛;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⑥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积极地作出一系列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我跟随主席前后四十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人小心翼翼地不使他再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对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他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时,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热手巾、要换垫子等。但他的个性依然那么强。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有什么不舒服,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三十九度五的时候,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吴旭君还说:有一次他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气,我掉眼泪了。他说你哭了,我说没有。他就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④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⑦耿飙:《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见《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5页。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对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应该怎样工作,他也作了叮嘱:“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⑤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③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1972年12月10日。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①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③[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49—250页。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方面的新动向,毛泽东早已注意。一九六八年冬天,他饶有兴趣地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藉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将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表示“欣赏”。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文“写得不错”。④一九六九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②史实:《历史性的胜利——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纪事》。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99页。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⑥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77、178页。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一间大会客室里,毛主席问我:‘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生打派仗,没法复课。’毛:‘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这些人现在在哪里?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在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毛点头说:‘有道理。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接着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向周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同时,他还限我在半年内把教改方案搞好,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④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⑤毛泽东对陈毅追悼会上悼词稿的批示,手稿,1972年1月8日。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⑦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4页。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推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正如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所说: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给主席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同志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②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两国从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关系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在休息室里,毛泽东坦率地把林彪事件告诉西哈努克亲王,又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⑩周恩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家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的批注,手稿,1971年4月8日。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这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宋庆龄、朱德等陆续到达追悼会场,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追悼会的规格明显地提高了。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十一月中、下旬,中国方面先后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得到尼克松的“口信”。周恩来也用巴、罗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①周恩来并且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十二月九日,美方正式获悉周恩来的“口信”。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引者注)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当时的情景:“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⑥”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②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时的谈话记录,1972年9月27日。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毛泽东这次会见尼克松,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由于担心他在谈话中随时有可能再发生险情,周围的人都十分紧张。吴旭君回忆道: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⑧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⒂毛泽东对柴沫妻子王若林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5日。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后来,毛泽东找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又讲到这个问题:“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⑤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他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③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就在基辛格即将结束他第二次来华使命时,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正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十月二十五日晚,当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电子统计牌显示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时,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文,告知二十五日联大通过的决议。此时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以后。对毛泽东来说,这个消息让他感到格外欣慰。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这一次生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身旁,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意识到他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张玉凤回忆当时那种极度紧张的情景说: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④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1年1月18日。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这年四月下旬,陈云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并检查身体。七月二十一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⒅”毛泽东在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⒆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②“三个突破”,指职工总数超过五千万人,工资支出超过三百亿元,粮食销量超过八百亿斤。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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