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美游戏中心mgm365毛泽东传,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

  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八、九月间,毛泽东接连批示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为有些调查报告写了“编者按”或作了修改。它们包括:《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等。在关于“五•七”干校的批语中,他写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②(②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手稿,1968年9月30日。)这以后不久,他又提出知识青年上山F乡的问题。在不长的时间内集中地发表那么多有着毛泽东所写编者按或批语的调查报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它同前一阶段毛泽东言论的调子形成明显反差,说明毛泽东这时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更多地转移到斗、批、改上来,转移到怎样建立符合他理想的新体制和新秩序上来,也就是更多地从“破”转到“立”上来,尽管他所设想的那种新体制和新秩序事实上是行不通的,甚至产生了不少流弊。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召开了一次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他先说:“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件事,这个会是小组会一直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商量了几次:中间开一次大会通过报告和党章;然后搞选举,再开一次大会,结束。”“另外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他接着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面继续对敌情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一面又强调要谨慎,不要扩大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矛盾心情。他说:

  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

  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

  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汶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

  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毛泽东在五月间同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前的发展过程,也谈了他对当前运动的看法。他说:

  这些谈话进一步表明,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把落实政策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一部分被打倒或受到批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得到“解放”。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但毛泽东这些话仍是在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个前提下来讲的。这个时期内,他仍然在说:“解放以后十几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1月4日。)这时,林彪、江青等人和他们操纵的造反派组织仍有相当大的势力。被“解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和接受“再教育”,并被要求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却不涉及他们被打倒或受到批斗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偏差。相当一部分受到错误审查或处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仍没有得到“解放”。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干校“劳动锻炼”。这样,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始终有点不服,所以闹。

  二十一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这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一离开乱哄哄的武汉,他的头脑就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随同毛泽东从武汉飞抵上海的杨成武,叙述了毛泽东在二十四日晚同他的一段对话:

  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又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12日。)不久,他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再一次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7年11月5日。)

  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

  手里。

  《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

  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

  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

  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

  在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二月七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2月7日。)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二月二十日交卷,九大在三月十五日开幕。十九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二十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三月三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引者注)推迟时间。”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七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④(④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7日。)十二日,他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2日。)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四月一日开会。”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张、姚两人从十六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稿。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不久,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到陕西问题,又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

  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②(②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四月六日,他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的批语,手稿,1967年4月6日。)《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这个《命令》共有十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它的调子和重点,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

  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

  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

  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林彪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亲自找你们来谈,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正确的、最及时的表态。假如你们这次还是置若罔闻啦、不在话下呀,那么继续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去年,前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们这些学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现在的情况看呢?”“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大联合的方面,你们的学校走到后面了,落后了。没有看到这个全国的形势,运动发展的阶段,现在应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需要,还在老搞那一套。”“被坏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减少,开始走上反面。”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他最后还是在全会上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全会《公报》发表了他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③(③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这就以党的中央全会的名义,把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全面肯定下来。

  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

  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全会的一百三十三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五十九人,不足到会者的一半。八届的中央委员原有九十七人,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五十七人,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十人递补已去世的中央委员的名额,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五十人,稍稍超过法定最低人数。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其他参加会议的七十四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状况。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事态的整体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在这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是难免的,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引导”工作)并不难解决。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③(③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很看重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件事,把它看作稳定局势、着手建立新体制和新秩序的关键。三月间,他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还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③(③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这些话,在稍后不久的“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以黑体字刊出,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主要关注点所在。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整党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毛泽东心目中“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他很早就在认真考虑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特别是各地相继“全面夺权”后,党组织普遍陷于瘫痪状态,广大党员(除人民解放军外)也被停止了组织生活。随着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相继建立,这个问题便迫切地提到他的面前。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请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画了横线,批示:“应当这样做。”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答复在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毛泽东对复电稿作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写了一段话:“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致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复电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10月27日。)这段话显然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的。十一月五日,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又提出党要“吐故纳新”的问题。

  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②(②张子申

  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

  个道理。”

  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

  毛泽东在发动这场运动时,曾多次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要给出路,防止扩大打击面,严禁逼供信。他说: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

  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

  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章上,这就放心了。’”

  在浙江,他一开始就谈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说:“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引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①(①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人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

  九大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这样的结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央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毛泽东说: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这种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次会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就向张春桥责问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①(①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1967年2月16日。)

  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在他看来,一时被打倒的,还可以再站出来。

  录,1968年10月13日。)

  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

  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

  毛泽东是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的。这是他自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回北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他在路上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谈得仍很轻松。他说:

  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

  么地方?’‘不清楚。’我答。‘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

  “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

  毛泽东对自己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始终深信不疑。他看到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采取一些措施努力加以纠正,但看到社会上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又认为有必要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能因“支流”而忽视“主流”。他在同外宾谈话时尤其强调这个方面。

  但是,在各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违背政策、逼供信、造成冤假错案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造成不少悲剧。这同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泛滥、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有关,也同毛泽东对敌情的过高估计和采取的错误方法直接有关。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

  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毛泽东经过两天

  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

  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已经进入“正题”,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利在望,尽管现在依然是“天下大乱”,下一步该“达到天下大治”了。但他也发现事情的发展不完全如他设想的那样。他在这次谈话中说:

  八月八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

  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我看解放军垮不

  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

  几天后,他正式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同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对敌情仍像以前那样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关于一部分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提出要同前面所说那种情况加以区别:“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对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提出“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和“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也反映出毛泽东注意的重点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归结起来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②(②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

  全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三件事情上:一是整党建党工作;二是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三是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

  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

  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

  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

  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汉,经过河南,在二十三日回北京。这次南巡共两个月零十天。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整理转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是中央在“一月夺权”以来第一次下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论述。但由于他没有改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些谈话收效甚微,各地的混乱状况仍在发展。

  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

  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

  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

  局势实际上在继续恶化。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

  从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这个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在党章修改草案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还十分引人注目地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不仅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很快被事实证明是十分荒唐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道:

  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③(③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当他看到打着“革命”旗号起来夺权的造反派内部情况相当复杂时,在一次谈话中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①(①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3月16日。)以后,《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一篇社论时,又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②(②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巩固下来。这个理论的概括的表述,最先是在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发表的,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编辑部文章把这个理论的要点归纳为六条:(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113—115页。)

  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

  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

  站不出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②(②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三是注意安全。’”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

  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

  了。‘他们不会反对您。’我又补充了一句。‘对!对!

  九大最后一个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从四月十五日起,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预选。它的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先由各地各单位的四十五个小组提名,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后提出统一候选名单,经过协商和预选,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作出正式候选名单提到大会进行选举。由于林彪和江青都力图多选一些自己方面的人,暗中争夺候选人的斗争异常激烈,使酝酿和预选时间拖长,原定二十一日选举和闭幕难以做到。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把名单增加了五人,共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作为正式候选人。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五十三位,新排的二百多人,五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记录,1969年4月23日。)可见,他十分看重要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不脱离生产的工人和农民,把它看作一项重要改革。第二天,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经过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九大随即宣告闭幕。

  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

  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紧接着,毛泽东又采取一项大行动:直接找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面人物谈话,对他们发出十分严厉的警告。

  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

  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的,归根到底还是这次讲话中说到的“怎样搞社会主义”。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们。”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对毛泽东来说,他这时关注的重点仍放在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的大联合上。但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部署必然导致的结果;相反,却从他习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出发,认为一定是有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指挥。他曾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应该较快地告一段落了。但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在九大上分别加强了实力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矛盾和争夺迅速加剧。毛泽东怎么也不曾料想到,在他一再呼吁的“团结”和“胜利”背后,正在酝酿着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搏斗。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

  经看出问题来了。”

  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记录,1969年3月22日。)

  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

  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十月十八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对《审查报告》的内容以及审案情况一无所知,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第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囚禁处含冤而死,终年七十一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起最大的冤案。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①(①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

  泽东这里指的是‘大批判’阶段。那两篇文章都是批判刘

  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

  毛泽东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抱着“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的态度,并且想亲自到比较乱的中南地区去看看,继续做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的两个“本来”:一个是“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一个是“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引者注)培养一些接班人。”结果,事情的发展都不是如他本来所想像的那样,使他深感失望。现在,他认为运动应该进入以“大批判”为主的第四阶段,着重“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圆满成功,结果,事情依然不是如他所想像的那样发展。“十条”下达后,局势不是走向缓和,而是更趋恶化。

  这时,出人意外地发生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这件事是林彪、江青联手发动的。杨成武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列席人员,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七年夏,杨成武、余立金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历时两个多月。途中,杨成武听到过毛泽东对林彪等不满的一些话。回北京时,叶群问他:“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讲没讲林总的什么话?”杨成武只能回答她:毛泽东没有讲过。不久后,林彪便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一九六八年三月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要杨成武派人查找一批鲁迅手稿的下落。这些手稿是戚本禹取去的。几天后,担负查找任务而到钓鱼台的傅崇碧被江青诬称“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杨成武替傅崇碧说话,又再次得罪了江青。在林彪、江青眼中,杨成武等已成为他们的“异己力量”,便发动突然袭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打倒。

  九月九日晚间,他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他特别关心“大联合”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形势就很好了。

  他。”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五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态的发展便不依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那时候,北京高等学校多数师生已对这种无休无止、徒然造成严重破坏的派性武斗十分厌倦,做了“逍遥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大多数人是你们要打你们就去打,我不来。他们当逍遥派。”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但聂元梓、蒯大富等自恃“造反有功”,又有中央文革做“后台”,把自己封成“一贯正确”,一意孤行,不仅插手各地武斗,而且继续在北京高等学校内指挥大规模武斗,不断酿成流血事件,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七月二十七日,经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员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却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员,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这使毛泽东十分愤怒。

  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

  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

  毛泽东最后谈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他说:下一步搞选举,选举的名单由下面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1日。)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他十分严厉地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指使并支持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制造事端,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毛泽东决定采取对他们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沉重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对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①(①毛泽东关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接着,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十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

  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

  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

  对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的老干部,他也一再表示自己的态度。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他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②(②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3日。)二月十九日,他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一开始就说:“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又问李富春等:“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他还说:“总之,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现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归,或者带包袱去住个把星期。”“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周恩来在全会开幕式上说:“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①(①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t-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他宣布全会的议程有四项:一是九大代表如何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一讲形势;四是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解决,急着去解决也解决不了,而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应该提出批评那些“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的“极左派思想”。

  保存下来的一份二月十二日整理的《主席指示》中记录道:“总理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记录还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写道:“主席说过,清一色是没有的,世界上就没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这种观点就是派性。陷到派性中去就麻烦了,要超脱派性。错了就检讨,没有关系。可以作深刻的检讨,可以承担责任。不管是党、政、军、民,都是军队负责。”②(②《主席指示》,1968年2月12日整理。)他希望由军队出面作检讨,承担责任,消除隔阂,早日实现大联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讲话记录,传达到军一级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长。

  这天发生的事情,被称为“七二。事件”。

  这时,还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在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少奇的。——引者注)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

  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还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O月31日。)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②(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原来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_切》。他在审改时加写道:“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面对大量客观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觉得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不能过分。他在审改这篇文章时,把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词“史无前例的”删去,并且写了以下批语:“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②(②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送审稿的修改和批语,手稿,1968年8月22日。)在这前后不久,他还多次提出不赞成使用“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一类说法。

  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

  专政,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六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支持这一派的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的。六、七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势也十分紧张。

  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

  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似乎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仍十分自信能有效地控制局势,认为“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可以在此基础上着手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来。可惜事实却不是这样。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

  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②(②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到九大开幕的前一天,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他在审改九大报告时又加了一句:“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②(②毛泽东在修改九大报告时加写的一句话,手稿,1969年3月31日。)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既然“是时候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便突出地提到毛泽东的议事日程上来。他这样提出问题:“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当然,要召开九大,先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九月十九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送交毛泽东。报告中说:“十二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一是准备召开党的九大;二是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若干经验;三是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着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①(①周恩来等关于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手稿,1968年9月19日。)毛泽东在第二天作了批示,说这件事要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并指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够了。”②(②毛泽东对周恩来等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9月20日。)

  在江西,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①(①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

  ‘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

  六月二十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讲到帝国主义要颠覆某一个非洲国家时总要在它内部利用一些工具。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

  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

  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①(①张耀祠

  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一九

  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①(①周恩来

  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

  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

  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对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毛泽东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他曾说过:“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那时,他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继续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他们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又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两人的分歧公开化。刘少奇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地位。但这时毛泽东仍将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的“路线错误”看待:基本肯定刘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不赞成把关于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公共场所去,不赞成在报刊上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刚开始不久,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刘少奇表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到家,刘少奇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③(③《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6页。)四天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④(④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我回答说。‘你对武汉

  录,1969年4月1日。)

  再道?这个人怎样?’‘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钱是著名力学家,梁是著名建筑学家。——引者注),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林彪、江青等却抓住“七二。事件”,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④(④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7月22日。)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⑤(⑤《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94页。)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①(①《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单: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此外,还决定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名单,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实际上把持了军委的日常工作。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为什么这时又要派出工人宣传队呢?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时这样解释:“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③(③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的记录,1968年8月17日。)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同志(指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引者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在当时严重混乱的局势下,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毛泽东那样强调“吐故纳新”,表明他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能按照他所设想的模式来改造和重新组织党的队伍,这不仅无法做到,而且产生了不少弊病,有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就在这时被拉进到党内来,甚至担任了领导职务。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几天后,他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他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1220期上的批语,手稿,1968年5月19日。)这份材料,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

  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又把登载了天津小站公社情况材料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送给毛泽东,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在第二天看后批道:“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第1332号上的批语,手稿,1967年2月28日。)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②(②江青传达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意见的记录稿,1967年4月15日。)

  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党要“吐故纳新”那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②(②见《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毛泽东在审阅《红旗》目录时,把这篇社论从第四篇调到第一篇的位置上来,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这时还只在个别单位进行整党试点,到九大召开后,整党工作才逐步普遍开展起来。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陈毅提到的延安整风这件事,触怒了毛泽东。据王力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

  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

  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

  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从三月到六月,浙江、江苏、宁夏、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四川等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还有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原因是这些边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导致两派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加剧。其他有些地区的武斗也仍在继续。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注),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他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①(①《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3页。)

  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

  九月十九日,他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④(④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19日。)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3日。)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①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

  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

  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毛泽东说: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他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火车,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跟他谈河北省的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仍不放心,当晚先飞往武汉,为他安排住处。

  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主席,谁也不会

  这年一、二月间,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国内局势比一九六七年要稍稍平稳一些。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已经陷入严重动荡以至失去控制的局面是很难收拾的。有些地区和有些部门情况仍极混乱,甚至继续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铁路运输方面。

  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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