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毛泽东传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14日。)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①(①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手稿,1965年1月15日。)

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话说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1966年11月3日,是毛泽东第6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此前,河南省南阳地区的红卫兵代表团1000多人,分乘几十辆插满红旗的大卡车,一路笑声一路歌,奔赴许昌火车站,在那里上了火车,向着北京飞驰,到了丰台火车站又换乘大卡车,不久便欢天喜地地进入了首都北京。当他们路过长安大街首次望见巍峨的天安门城楼时,东方天际已经呈现出了一抹红霞。煤炭科学研究院招待所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的这一批客人,这些出身于农村和小城镇的红卫兵小将们,感到了无比的荣幸和温暖。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①(①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11月3日一大早,河南省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拿着分发的面包和水果,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广场出发了。他们一到东长安街事先划定的位置上,就被广场上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歌的海洋感染了,大家无比兴奋地放开喉咙,唱起了那最熟悉的旋律——东方红,太阳升!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4年12月20日。)“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

下午1时许,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女播音员那清脆激越的声音:

  但对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

“毛主席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三十六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里面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①(①《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页。)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②(②《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页。)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天安门广场上立刻响起了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这一年,另一件大事要求毛泽东不能不用很大精力认真应对,那就是中国周边环境出现日趋严重的局势,战争似乎很有可能爆发。如:美国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派遣大量美军直接参战,严重威胁中国安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印边界地区也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迹象。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危险,保证国家安全,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反复商议。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经他审阅同意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在一九六五年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谈得多的是备战问题。

林彪代表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中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①(①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备战计划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

  这以后,中央军委在五月中旬召开备战会议。毛泽东对一旦战争爆发后应该采取的作战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现代化武器的研制、军事资材和粮食的储备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他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考虑得很周密很具体。六月二十六日,他同汪东兴谈话时说:“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②(②毛泽东同汪东兴谈话记录,1965年6月6日。)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总是作打与不打两种估计,而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应付打的可能性上,做到有备无患。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刻终于到了,河南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有幸作为第一纵队,欢呼着由东向西挺进,来到金水桥边,仰视着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只见他老人家身着绿军装,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微笑着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致意。林彪站在他的身边,手举《毛主席语录》,来回舞动着。周恩来站在毛泽东的另一边,满面笑容。江青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她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走到这一端,显得非常兴奋。刘少奇则面无表情地站在后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

  对备战问题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后,毛泽东把他防止国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八月三日,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来访,毛泽东同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马尔罗是一个中国通,大革命时曾在中国活动过。他说:“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回答:“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马尔罗谈到苏联,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这引出毛泽东谈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一大篇话来:“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①(①毛泽东同马尔罗谈话记录,1965年8月3日。)

看着亲切而又慈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人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谁也不想再往前走了,跳着,欢呼着,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淌。突然,毛泽东将右手一挥,高喊了一声:“人民万岁!”老人家的呼声,像一道召集令,前边已经走过去的队伍又折转了回来,后边的队伍也拥了上去。

  几天后,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备战问题。毛泽东在插话中又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着重谈到中央领导集团所持态度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

领袖的声音和百万红卫兵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这一首震撼人心的交响乐,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久久地回响着,回想着……

  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

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有林彪和周恩来。黎笋在谈话中说,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所给予的巨大援助。毛泽东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

11月9日,是毛泽东第7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天,不少人对周恩来安排的场面有些担心,叶剑英也提出了安全问题。他说,要给毛泽东搞一套防弹服穿上。汪东兴表示反对。叶剑英还是坚持弄来了一套防弹服。汪东兴只好把它送到毛泽东的住地游泳池,他说:

  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

“主席,我受叶剑英的委托,给你送这个防弹服。”

  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

毛泽东摆摆手,意思是赶快拿走。他说:

  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

“如果说你们怕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人民群众不会搞我的,坏人想搞我也搞不了。”

  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

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7次接见红卫兵。他站在检阅台上对一些负责人说:

  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

尔后,毛泽东在广场上近距离地检阅了百万红卫兵。检阅开始了,这位73岁的老人,站在敞篷汽车上,面对着红卫兵小将们,紧紧地抓着麦克风,喊道:

  要正式讲一次。”①(①毛泽东听取罗瑞卿汇报备战问题

11月12日,刘少奇出席了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他和一些朋友交谈的时候,还开了个玩笑,他说:

  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8月11日。)

“将来我当个孙中山总可以了吧?”

  他这里说的“六二年刮歪风”,就是指他那时所说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他讲的是“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其实在他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他这段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可以感觉得到:他在考虑解决的是中央“领导人、领导集团”中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直接同“六二年刮歪风”这件事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极严重的判断。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并且表示需要过些日子才能“正式讲一次”。

有人马上将这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哼”了一声说: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规定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的建议,并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上大部分时间用在讨论计划上。但最重要的事情却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

“我们这些人哪个能比上孙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劳要比现在一些共产党人大得多。他是一个千秋永在的伟大人物。有些人呢,连根草都不如。”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对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他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先尝试了解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对提出这个问题有没有足够思想准备,提出问题时也好像漫不经心的样子。十月十日,他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一开始就问:“会开得怎么样?”有人说:“会上谈了关于备战的问题,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了。”毛泽东接着说:“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他又问:“就讨论这个问题吗?”有人说:“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整党、四清等四个问题。”他再问:“还讨论什么?”有人讲到“小三线建设相当快”。毛泽东看这些大区书记讲来讲去都没有讲到他心目中的“正题”上来,便借“小三线建设”中的小钢铁厂这个具体问题把话说开去,点了题。

这一段时间,刘少奇还多次对人说:

  他说:“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他讲了一大段汉、唐、宋、明的历史,接着说:“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毛泽东又讲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错误,说:“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在讲了这些尖锐的话以后,他又把话锋一转,对正在谈计划问题的余秋里说:“谈你的,我们插乱了。我就注意这个小钢铁厂,打起仗来要靠它。”①(①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5年1O月10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不参加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决不过问了,怎么还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呀?”

  两天后,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来分别就计划工作、财贸工作、党的建设、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大会发言。这一天,刘少奇到东北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当余秋里谈到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毛泽东又插话说:

王光美也曾经对人说: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五万吨左

“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检查还是很满意的,是经过了主席批准和审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却犯了错误。毛主席那时经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来决定。”

  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

王光美还对一些工作人员说:

  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

“就算我们过去有错误,现在也轮不到这样来对待我们呀。这样对待我们,还不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

11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要求来京人员迅速回原单位工作、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陈毅在讲话中说:

  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

“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有什么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

  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

“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作为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多大错误,做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

“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

“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个省也造不起来。”

“学习毛主席着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

  彭真在大会发言中谈党的问题时说:“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毛泽东插话说:“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当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王任重所记录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插话中,还有几句分量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在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问题。

  毛泽东这些插话的中心是“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在他看来,现在必须把这个问题告诉党的高级干部,并且准备采取行动了。

原来在11月6日,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为首的上海11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在首都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约有10余万工人参加了大会。此后,上海市委对“工总司”不予承认。“工总司”认为这是上海市委故意“压制革命造反”。于是,王洪文等人在10月10日凌晨率领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车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下。这天下午,请愿工人们在被困的卸货场上卧轨拦车,致使沪宁交通中断了近31个小时。这就是着名的上海“安亭事件”。

  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

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要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解劝工作;又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前往上海处理这件事。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上海《文汇报》在十一月十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写的这篇文章,指名批判《海瑞罢官》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反映了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对《海瑞罢官》产生的背景这样说:一九六一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罗列的这些罪名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张春桥到上海后,在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们进行了座谈,他了解了工人们的要求和上海工人们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的情况,马上表态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最后,张春桥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就这样,“安亭事件”顺利解决了。

  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毛泽东一年多后曾对外国朋友讲过: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立刻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

张春桥回到北京后,在14日下午的会议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陶铸说:

  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

“怎么可以先斩后奏?”

  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

毛泽东听张春桥说上海工人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他已经被感染了,笑着说:

  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嘛!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

毛泽东又指示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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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红卫兵串联由徒步发展到乘车乘船的情况,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

11月22日,周恩来、李富春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向毛泽东进行汇报。毛泽东提出了3点意见,他说:

  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

“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

  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11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报告,电文中写道:

  ①(①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1月25日至26日,毛泽东第8次接见红卫兵。斯特朗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毛泽东一连两天接见200多万红卫兵的宏大场面。

  在《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但在党的上层增加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

毛泽东乘着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队伍。汪东兴坐在司机旁边,杨成武和谢富治站在毛泽东身后两侧。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两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有什么指示?”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一听,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很不满意地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他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说:“显然搞四清好。”①(①毛泽东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11月12日。)接着,毛泽东离开天津继续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在十七日到达上海。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毛泽东自然很不满意。不久后,一九六六年一月,他对陶铸、王任重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②(②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因此,他觉得还需要把火烧得更旺,才能打开局面。

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着狂热的红卫兵们向毛泽东、林彪挥舞红色《毛主席语录》。她一边看一边数着把受伤者运走的救护车,当数到第18辆时,她说:

  这段时间内,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①(①《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②(②《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7期,1965年11月20日。)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后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过:“文章(指姚文。——引者注)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③(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可以看出,毛泽东已把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

晚上,斯特朗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她见到了毛泽东,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签名,还关心地问毛泽东说:

  这时,又发生了林彪诬陷罗瑞卿的事件。

“你一定很累了吧?”

  罗瑞卿那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①(①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65年12月2日。)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②(②毛泽东同中南局书记和各省负责人谈话,1965年1月16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2月3日。)

说罢,他又很快地消失在人群之中。

  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罗瑞卿在十二月十一日被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③(③王任重日记,1965年12月28日。)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④(④毛泽东同杨尚奎、方志纯等谈话记录,1966年1月5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

综前所述,毛泽东已先后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接见了全国各地免费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一共有1300多万之众。据项观琪(曾在1966年9月15日接受毛泽东接见——笔者注)在《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一文中记载: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戚本禹趁毛泽东暂时在休息室休息的机会,向毛泽东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么长时间,身体受不了,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毛泽东说:

  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把注意的重点转回到批判《海瑞罢官》上来。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①(①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记录,1965年12月21日。)他对《海瑞罢官》“要害”的判断和主张要点翦伯赞的名,显然同他看了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后引起的思考有关。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儿,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彭真不赞成这样的政治批判。十一月二十八日,当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到“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十二月十四日,他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二日,他又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②(②《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年5月16日。)

毛泽东说完,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随着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全国范围内理论、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的政治性批判急遽升温。许多知识界人士心情紧张,惶惶不安。吴冷西回忆道:“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于一九六四年,成员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引者注),一九六六年二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①(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50页。)

还必须说明的是,在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从第3次到最后一次,一直都是周恩来亲自动员、组织、安排的,他还几次动员北京市民家家户户接待外地进京的革命小将,为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这个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其中写道:“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提纲中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这些说法,显然同毛泽东准备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且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2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与会者把大会堂挤了个水泄不通,歌声此起彼伏。人群中挥舞着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领导人,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了主席台。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一月五日从杭州到这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到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并认可这个提纲,没有立刻表示对提纲的不同意见,只是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对“左派”整风问题,他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这个提纲。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江青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脚上是黑色布鞋。她那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乌黑的眼睛戴着一副近视镜,满头青丝闪着亮光,完全不像一个50多岁的妇女。

  《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他还说:

  几乎与《汇报提纲》的起草和发出同时,江青在得到林彪同意后,从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二十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只有很少几个人,除了看电影和看戏以外,主要是听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纪要初稿很不满意,交给张春桥修改,以后陈伯达也参加修改,然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重视,在三月间作了三次修改。江青送去的纪要稿原来就充满着火药味,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提出的所谓“黑线专政论”,成为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毛泽东第一次修改时,在这段话后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写了下面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①(①毛泽东修改《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66年3月。)这个纪要,最初没有下发,但在党内高层中已传开;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在四月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在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上述这样一段话,表明一个全局性的大部署已在他头脑里酝酿成熟。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30年代到60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说:“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他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3月18日。)讨论其他问题时,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插话: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污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力,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

“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肤,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

江青说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她说:

  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

11月29日,陈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

“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队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就批,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王将相派。”(以上三月十八日)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说,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

12月5日,北京“联动”喊出了“打倒三司”、“油炸江青”等口号。

  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交企业如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当着刘少奇的面说:

  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

“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什么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来始终没有好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工交战线上长期以来就是在受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影响,整个问题要大得多,错误也严重得多。你不检讨,叫谁来检讨?”

  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规定中写道:

  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

“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

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吴德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

“首先,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今天,大家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声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大会,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我们决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

12月15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

“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各方面都要管。”

“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余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

12月15日,在1966年9月间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北京首次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

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说:

  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以上三月二十

于是,“首都红卫兵第3司令部”便到处张贴大字报,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日)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3月18

几乎是与此同时,江青找到在清华大学的刘涛和她的弟弟刘允真姐弟俩,为了让他们揭发刘少奇,就叫着他们的小名问道:

  日、19日、20日。)

“涛涛,丁丁,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毛泽东这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并不符合实际。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在谈话中谈了曹操、司马懿的当机立断,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②(②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13日。)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必然导致对全局工作作出错误的决断。

原来,刘涛和弟弟刘允真是刘少奇和他的第3任妻子王前所生,他们是刘少奇的第4、第5个孩子。江青说明了原委,叫他们去见生母王前。果然,刘涛和弟弟去见到了自己的生母王前。

  在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道:

此后,刘涛就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刘少奇,其中说到刘少奇在和王前结婚时“瞒了10岁”,还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一时震动了清华大学,震动了北京,震动了全国。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

后来,刘少奇就此事解释说:

  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

“我虽然结过5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

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他在和扬力的谈话中说:

  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一大群人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群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80%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

  风雨即将来临。”③(③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说:

  1995年2月版,第152页。)

“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局势继续向前发展。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这件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①(①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②(②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

毛泽东所说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大字报,是指刘建勋于8月19日在郑州大学宣读的致郑州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明确地表明了他支持郑州大学党言川等学生少数派的革命行动的态度。

  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已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已很不正常,他的个人领导已逐步取代党的集体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③(③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关于当前学术批判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66年4月12日。)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十四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12月26日,中国第1颗地对地中程导弹发射试验,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四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二十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他说: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73周岁生日。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

是日晚,毛泽东把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约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他说:

  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最近时期出现的新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众人共进晚餐,按照惯例是4菜一汤,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唯一破例的是每人面前又上了一小碗面条。毛泽东见饭菜上齐了,就举起酒杯,对大家说:

  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

“祝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取得胜利!”

  (指‘汇报提纲’。——引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汉谈

这才是:帷幄运筹,壮怀激烈,易水悲歌岂能比?

  整左派,我不同意。”

为党为民,藐视敌手,豪气干云似旧时。

  “这个通知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

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布了《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决定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到大中学校进行军训工作,计划用半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大中学校学生实行军训。毛泽东说:

  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社论的基本精神来自于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谈话内容。社论中写道: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

1月初,北京市公安部门抓捕了“联动”组织的头头贺鹏飞、刘涛、李明清、李黎风等人。

  犹可追。现在抓嘛!”

原来,以这些高干子弟为首的“联动”组织,在1966年底提出了“毛泽东老人家让位”的口号,并且在12月份至1967年1月初,肆无忌惮地6冲公安部。还有北航的“八一纵队”、“霹雳兵团”、“梅花”、“四野”等几个组织也写出了“四问、四致中央文革”的传单和大字报。另外,在“联动”的指使下,“四野”于1966年12月16日,广播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传单:“一论向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

1月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首都各大报刊登了姚文元撰写的题目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元旦前后写出后,姚文元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反复审读这篇文章时,作了部分修改,并加写了一段重要的文字。

  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

姚文元在文章中有一段文字,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他写道:

  反面。”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讲话记录,1966年4月22日。)

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②(②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29日。)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各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

  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会议结束后,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

据曹轶欧回忆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太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他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欲知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言是否准确,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十六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对“汇报提纲”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说它是在国内正面临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高潮时“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通知”中写道:“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在“通知”稿中加写的这两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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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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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

  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

  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

  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

  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

  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

  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

  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

  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

  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

  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

  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①(①《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在他看来,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一直受到重重阻碍而无法推行,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都无从说起。他把这种估计同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极为忧虑,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在党内引起极大的震动。五月五日,他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把他这种焦虑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并且说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

  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

  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

  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

  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

  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

  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

  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

  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

  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

  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

  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

  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

  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

  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

  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

  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

  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①(①毛泽东同阿

  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林彪寄来的军委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上写下批语(后称《“五七”指示》),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批语认为,工、农、学、商以及党政机关等,也都需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关于教育问题,批语特别强调:“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①(①毛泽东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5月7日。)不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这个批语的主要内容,提出:“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②(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

  五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所写的杂文。文章提出:“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十八日,林彪在会上讲话,骇人听闻地讲了一篇“政变经”。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篇讲话,使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使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狂热更加泛滥起来。二十三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二十六日,会议结束。

  “五一六通知”,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它经过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并下发,意味着前一阶段文化领域内的政治批判已扩展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

  但是,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极端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看法和主张。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方志纯回忆道:

  “我从南昌坐火车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会

  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华东局委员、华东地区各省市

  的负责同志。会议的内容是传达贯彻五月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的精神。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大家事先已感觉

  到政治气候的严峻。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志不像以前

  开会那样踊跃,而且话语显得有些谨小慎微。许多同志

  虽然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发表了一通讲话,但是对于

  文件中这样一些文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

  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

  正主义分子’,是很不理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

  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大家琢磨来琢磨

  去,越琢磨越觉得不可理解,越觉得不对劲儿。结果,

  华东局会议开了几天,气氛总是不那么活跃、热烈、和

  谐。”①(①《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11月版,第38、39页。)

  但在不少年轻幼稚的青年学生中却引起另一种极端的反应。有一个干部子弟写信说:万万想不到彭真、罗瑞卿这些老党员原来是这样一批危险人物。“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党中央(我指党内),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们的心软(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心理),要会亡党亡国亡头。”他和另外几个学生的信,后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三印发。

  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变得更加紧张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觉得,单霏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许多人对这些仍不那么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地、充分地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阴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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