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讲述毛泽东为何要发起反右派斗争,毛泽东传

这时已经进入四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元,属工人工资)时,曾受到当年学校教授和学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反映过这种心情:“我的职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面目全非了,这是当年统战环境促成的,1939年党中央还有过“大量发展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都予转载,随后在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可见当年此文影响之大。原文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原文将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得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毛泽东将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的知识分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认为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结束语中这样说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看做敌人的。
  
  原文对“小资产阶级”归纳为:“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又以这些人的家庭状况分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平时中立,绝不反对革命,约占小资产人数的一半。第三部分,属于生活下降的,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约占小资产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
  
  我是从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中读到这篇原文的(编者将《毛选》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删改的对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了。
  
  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说法略有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作了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主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延安时期毛虽然说法有了某种改变,但实际上从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和接着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王实味的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学校、党政机关单位,共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这种“抢救运动”;大后方许多省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甚至“一二·九运动”也曾被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我在延安时也曾有过被人诬陷为“特务”身份,关押一年多,受过刑讯逼供的经历。可是,1950年我从《唐纵日记》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记》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当年国民党并无一个特务打入我们党内。直到1962年,毛泽东还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把他“杀了不好,应让他劳动去”。直到1982年,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才得到彻底昭雪。
  
  大家知道,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打击的对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知识分子的这种待遇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约有500万人。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又说,“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由于报刊上已有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涉及48位作者,毛泽东撰写的《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列出这些文章题目、报刊和作者名字),痛斥这种赞扬,将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问题变为政治批判运动,称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接着10月23日,在政协会议上他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从而清理“反革命分子”和消除“反动遗迹”。于是“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以致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专家都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指责自己的文章。自咎曾“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过”。例如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茅以升,都未能摆脱此劫。同批判《武训传》类似的,借山东大学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发表,又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等人“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也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
  
  在内战期间,胡风一直被认为是“党外进步作家”,但他有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1955年5月至6月,《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了胡风同朋友之间的往来信件,标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除胡风夫妇入狱外,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逮捕上百人,涉及两千多人。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中说:“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随后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许多在以前运动中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都成为“肃反”对象。当年我曾对“反胡风”持过怀疑态度,跟同事们谈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挨批斗被开除党籍,这是“罪证”中的一条。
  
  对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有人说已迎来“早春天气”。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认为,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表示他愿意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中吸取教训,有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实行比以前宽松一点的政策,给他们较多的发言权和较大的活动空间。
  
  可是这一年在波兰(6月)和匈牙利(10月)所发生的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动乱中起了很坏的作用(1964年6月27日他在一个批示中还说到裴多菲俱乐部,可见印象之深)。从这时开始,他就着意考虑怎样避免中国发生同类事件的办法了。于是,“早春天气”悄然消失,一场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的大悲剧“反右派”开幕了。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是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说法就不同了。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就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三个月,他两次谈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一次是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的:“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2页)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上书,第273页)
  
  在当年举国党化教育即阶级教育的形势下,这种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就是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划入需要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这也就为开展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列为“臭老九”了!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波匈事件。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显然这是以此作为避免发生波匈事件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整风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毛在全会中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即将匈牙利那样的工人、学生上街游行称为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让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他说的是:“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接着说的“每一学校设一个关卡”,发动学生批评教授,几年前的思想改造运动,岂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可见,毛泽东是这样计划开展整风运动的,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属于“新民主主义”思想。
  
  1957年1月,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张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3-350页)为了鼓励大家鸣放,讲心里话,一个月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讲话四个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的改动)。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从3月16日到20日,他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讲了多次类似的话,并批评多数老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30日,他还对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因此,1957年5月出现了知识界空前的“大鸣大放”的局面。
  
  以上这些引用和说明,有助于消除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说什么“从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当年广大知识界以为整风运动真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特权思想,方法是和风细雨;没想到却来了一场暴风骤雨的反右派斗争。他们哪里想得到,后来的事态发展早已在毛的设计安排中。1957年6月8日,毛在一份党内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利益极大。”这一指示是宣告反右派斗争正式启动的发令枪。它说得很明白,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一回事。期间并没有发生“整风”向“反右派”“转变”的问题。
  
  反右派斗争又是一场整肃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运动。已经有研究著作指出:当年毛泽东一再加以谴责的“章罗同盟”,其实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苏共二十大后所出现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空气之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鼓舞之下,民盟表现出了参与国是的空前积极性,他们两人为主的民盟成员,提出许多善意的、可行的改善党的领导的意见。谁能料到这正是触怒毛泽东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人民日报》当时以醒目的大字提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反右派斗争中对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其意图可以追溯到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1947年初在冀热辽分局迁到林西时,我听到分局负责人欧阳钦(杨清)作报告讲过,“七大”时毛泽东在口头报告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很明白,他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收有毛在“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和几次讲话,其中并没有欧阳钦传达的原话,却也找到了一些可资印证的材料。
  
  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加强领导。”(第274页)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那么,到了“将来”,即共同的敌人蒋介石不再存在了的时候,民盟的“壮大”对“我们”就必然是有害的了。
  
  毛泽东文集内《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们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第306页)
  
  民主同盟确实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主张的团体。他们有怎样的政治主张呢?请注意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第318-319页)毛心中十分清楚,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双方所要的“民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就把这两种民主的区分讲得十分明确了。他说:“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第386页)当年章伯钧、罗隆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章伯钧在检讨中还表示,他所向往的是比苏联多一点的民主制度。
  
  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可以分析到,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确已预示中共同民盟的最终分手是必不可免的。关于以民盟这样的民主党派为下一个敌人的字句,在两年之后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终于出现了:“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12-513页)这个指示中有这样两段话是毛泽东审稿时加写的:“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
  
  从发出这个指示开始,到反右派斗争爆发,在这十年里,党就是照此指示处理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的。开始是一步一步地或一个一个地抛弃,例如张东荪、周鲸文等等。到了1957年,出现了“可注意的民盟动向”,“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章罗同盟”就成了黑云乱翻的罪魁祸首。于是就不再采用“一个一个”的手工业方式,而改用机械化施工,用推土机将民盟夷为平地了。反右派斗争之后的民盟,自然就不再是有独立政见的政党了。
  
  关于革命胜利之后,下一个打击敌人是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还可以找到旁证材料。《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刊有《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向斯大林通报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从上面引证的文献和电报中这一段决策性的话,可以说明,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让原来的盟友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了,这是他多年来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所促成。当年他并没有立刻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复电中表示了异议。复电中有这样的话:“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胜利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将四个月前向党内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党内一般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等类政见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就是军事上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大鸣大放”的五月一个月内,有人统计至少有三万知识分子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最引起毛泽东震怒的是罗隆基的发言,牵涉到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罗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311-3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听到统战部这样的汇报后,就决定将“鸣放”“收网”了。6月8日开始,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还发配边疆,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受打击最多最重的当然是上层知识分子。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1980年我曾参加《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我是国家机关能源组的组长),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回忆当年,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人,可说大都没能摆脱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影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类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著作和回忆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也就是我们今天已成为国策的要讲民主,要讲法治,使我们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以及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建议。如果当年采纳了这些建议,怎么会发生接着而来的“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呢!怎么会死几千万人,最后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说“知识愈多愈蠢、愈反动”呢!回顾起来,1949年到1979年走的这30年,正是20世纪世界科学和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时期,从而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可我们却完全背道而驰,国家几乎崩溃,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不已。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我国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主要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阶级专政”,而主要是靠知识、科学知识即人的智能,这才是主要的根本动力,而它们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啊!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①,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其实,《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据胡乔木回忆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②

  毛泽东在询问了四月十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③,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④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团结党外人士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研究,他感到党与这些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影响极大。正如他所说的,现在的几百万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教员。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⑤四月十一日上午,他在颐年堂请了几位党外著名教授、学者座谈,有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郑昕,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金岳霖、贺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方名等。开会之前,他先在中南海游泳池同他的老朋友、著名学者周谷城谈了一会儿,周也参加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座谈会开了近三个小时,中间请客人吃了便饭,气氛轻松自然。

  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少人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四月十九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⑥

  这个指示,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这些,都是他最近两个月反复讲述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甚至落后于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他觉得现在已经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因此,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事情变化多快呀!直到三月底,毛泽东还说,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改变这个部署,也就是在四月间半个来月的时间内。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已着手起草。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了明确的界定,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⑦

  指示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省部级党委(党组),对在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⑧

  紧接着,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四十四人。毛泽东讲话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马寅初说:“是不够的。”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毛泽东最后表示: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⑨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五月五日,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对信中陈述的理由作了四点批注。

  信中说:当前“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信中还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针对信中提到的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的问题,毛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陈叔通、黄炎培还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表示赞同两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一步申明不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理由。

  批语说: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⑩

  ①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3页。

  ③见1957年4月6日《人民日报》。

  ④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等的谈话记录,1957年4月10日。

  ⑤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手稿,1957年4月19日。

  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23页。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⑩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毛泽东把陈叔通、黄炎培的信连同他的批语,一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写道:“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并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①

  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毛泽东关于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决心已定。

  五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是否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会上,除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②

  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的吹风会,是号召民主人士畅所欲言的动员会。会后不久,五月四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指示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党外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党外人士批评意见的诚恳态度。同时,也不是对一切批评意见大包大揽地接受下来,而是采取有分析的态度。指示说: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待共产党整风成功,再推动社会各界整风。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③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了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阶段。

  全党整风运动的安排已大体就绪,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

  毛泽东修改讲话稿用的底本,是胡乔木的整理稿。三月三十日,胡乔木曾经送过一个整理稿。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四月上旬回到北京又忙于会见外宾、准备整风等事情,修改讲话稿的工作拖了下来。胡乔木的这次整理是初步的,保持了讲话记录稿的原貌,只是把文字和逻辑顺序梳理了一下,把一些过于口语化和内容重复的地方尽量删掉。随后,他又送过一个整理稿,加了十二个小标题,风格也更加接近书面语言。毛泽东的修改工作,就是在胡乔木第二个整理稿的基础上进行的。

  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反映到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过程中。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补充,主要来源于他在二月二十七日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以及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得出的一些新的判断。

  从四月二十四日到五月七日,修改工作时断时续,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作“自修稿第一次稿”。

  在这一稿上,毛泽东把标题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确定了十二个题目:(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从六亿人口出发;(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十)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问题;(十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稿为后来的修改提供了一个基础。

  这次修改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

  第一节“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增加了关于民主和自由相互关系的论述:“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把另一个侧面给否定掉。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些道理,广大人民是完全懂得的。”还增加了一大段关于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论述,这是毛泽东此次修改中的重要补充,提高了这篇文章的理论价值。

  第二节“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这一部分,是直到《正处》正式发表为止改动最小的。

  第三节“关于农业合作化”,改动最大,有些段落被整段地改写了。但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原先的那一些: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巩固?农民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苦?但是论述得更加深入,更加条理化,也更加全面。“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曲折困难,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这些论述,都是这次新加的。

  第四节“关于资本家的改造”,补充不多,主要加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密切相关的”。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这一节后来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第六节“关于节约”,主要增加了关于企业规模问题的内容:“我们必须建设少数规模大的现代化机械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的工业强国。但是大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从小规模做起,逐步发展,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应当力求节约,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第七节“从六亿人口出发”。原先的标题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举例说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这次修改,把这些内容大大压缩,而着重阐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

  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二月二十七日讲话的重点之一,论述比较充分,这次修改主要是文字性的,只在个别内容上作了一些补充。

  在“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后面,加了一句话:“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情况和性质罢了。”

  谈到新生事物只能在斗争中发展的时候,补充了一段:“和旧社会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条件好得多,但是仍然存在着矛盾,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化建议,仍然是经常存在的。不是由于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发生矛盾,也需要有一个鉴别的时间。”

  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这样的话:“我们提出让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并且互相监督,只许做好事,不许做坏事,这有什么不好呢?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民主党派,监督它们的首先是人民。再则,政党的党员又监督政党的领导者。现在我们加上一条,各个政党互相监督,这样岂不是更有益处吗?监督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是解决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这一节,在后来又做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改。但是,一些基本的意思在这个修改稿里就已经有了,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是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的,等等。

  第九节“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没有多大修改,主要是根据南下时的讲话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当时,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然而后来出现了他没有料到的一些严重情况,促使他对这一节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他原先讲的对处理闹事的四条。④

  第十节“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动不多。

  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对西藏问题作了一些修改。

  第十二节“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改得更加条理化和理论化,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之后,补充一段话,阐明了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批判地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一种态度。”⑤

  这次修改,时断时续,累计大约用了八个半天。

  五月八日上午,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二次稿”。

  这次的修改主要有:

  标题有两处改动,第一节改为“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四节改为“关于工商业者的改造”。

  内容方面的改动,集中在第一、第八两节。

  在第一节,谈到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补充了一段重要的话:“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这显然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一些现象而补充的。

  第八节,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后,补写了一大段:“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是能够适应生产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后来,毛泽东对这一段论述又作了补充,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一起,移到了笼罩全篇的第一节,成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括性论述。其中关于“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八大精神的继续,也是毛泽东南下讲话逐步强化的一个思想,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心任务应当转到经济建设。

  其他几节的修改,大致是这样:

  第五节,加重了对前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肯定,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第七节,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时,增写了一段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想办法,社会是能够想出很多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这样做。”

  计划生育问题,这次修改继续保留着,改成这样:“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第九节,对闹事问题作了比较周全的分析:“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是很守纪律的,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决不无故闹事。闹事的只是极少数无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对于这种人,我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严格的惩治。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五月八日晚十时,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三次稿”。

  这次修改,主要在第一、第七、第八和第十这四节。另外,改了两个标题,第五节改为“关于知识分子”,第九节改为“关于群众闹事”。

  第一节增加了两段。

  在谈到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以后,加了一段:“我们的专政,叫做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过去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专政。所谓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在论述了只有具体的民主和自由以后,补充了一段:“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些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第七节又增加和改写了一段:“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

  第八节在论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两段话。

  一段是关于这个方针提出的过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不是突然提出来的,酝酿了好几年。互相监督,早已是事实,已有七年了,不过从现在起应当做得更好些。长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我记得在一九四九年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含有长期共存这个意思的话,以后也说过。到去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个口号就可以明确地提出来了。”

  另一段是讲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写得很长,经过后来的修改,只保留了几句话:“一个人或一个党,耳边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主要监督我们的是劳动人民和我们自己,并不是民主党派。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几句话,在正式发表时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来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力量很大,怕的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这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一种判断。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再次修改时,把这句话删去了。

  第十节,加写了一段关于矛盾着的对立物互相转化的问题:“总之,互相对立的两方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其地位。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变化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的。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地需要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一齐努力。”

  五月九日和十日,毛泽东继续修改《正处》,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

  这一稿改动不多。大一点的修改有两处:第一,第四节的标题又改为“关于私营工商业者”。第二,去掉了第七节中的计划生育问题。计划生育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事。毛泽东多次讲到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还是讲要实行计划生育。但这次修改时把它删掉了,加了另外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毛泽东把这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决定在小范围里征求意见,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等。在征求意见稿上,批了一段话:“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毛泽东集中精力修改《正处》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他的注意力又转到了全党整风运动上。

  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已经进入高潮。各种意见在不同场合都提出来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还刊登在报纸上,配以醒目的标题,更增强了批评的气氛和力度。这些批评意见,自然都是针对党在工作中的各种问题的。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是第一次。

  中共中央也加大了对整风运动的指导力度。从五月一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二日)、《同群众共甘苦》(五月三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五月七日)等,对全党整风和党外人士提意见,给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

  到五月十五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召开过六次,每次半天。为照顾这些人士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座谈会都安排在下午。会上提出的意见,集中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

  五月八日,座谈会的第一天。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先后发言。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

  章伯钧在发言中,对国家机关的党组领导制度提出责难。他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章乃器提出了“党党相护”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⑥

  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分别以“行政领导和党组职权应该划分清楚”、“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为题,刊登了他们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五月九日,座谈会进入第二天。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发了言。胡子昂提出了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密”的问题;谭志清和闵刚侯都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出批评;王昆仑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⑦他们的意见尽管尖锐,但比较中肯,与人为善。

  五月十日,座谈会的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常委楚图南,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言。民革副主席张治中生病缺席,也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

  邵力子批评了“以党代政”的问题,但对党组领导制度表示肯定。提出:“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进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王绍鏊认为:“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他还说,这堵墙垒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从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语言不同。不要把语言习惯都看作是思想问题,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搬出来整人。

  张治中在书面发言里,就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⑧

  五月十一日,是座谈会的第四天。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委员千家驹,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黄鼎臣,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民革副主席蔡廷锴,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冯宾符,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在会上发了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和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对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作一些改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对统战部提出批评,认为统战部对这两个党派重视不够。⑨

  五月十三日,第五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共“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

  社会上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了这次座谈会。

  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⑩

  提意见的人,并非都是在政治上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当时出现的那种社会气氛。

  ①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②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

  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手稿,1957年5月4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6、247页。

  ④四条指: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

  ⑤以上均根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修改手稿,1957年4月24日至5月7日。

  ⑥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

  ⑦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⑧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⑨195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⑩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五月十五日,是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会上先后发言。

  这次座谈会,明显地有两种声音。

  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的人则认为,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①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同时,还在五月六日和七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开始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

  从半个月的情况来看,在整风鸣放中,一方面揭露出党政工作中大量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语,是写在五月十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在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前两天该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课。

  毛泽东原来估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国业绩,中国不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他真诚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希望通过社会上和报刊上的公开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党的各级领导正视错误,改正缺点。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召开以后,他曾经听取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并要《人民日报》把这些意见公开发表出来。他相信,这种做法一旦形成为制度,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发现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五月十四日晚九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五月十六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情况有关。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重要提法。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变成“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在六月十二日印发党内以前,作者又对文章作过多次修改。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

  毛泽东分析党内的思想状况时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多数,另一部分人是有教条主义思想的,还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最后这一种人比较危险,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对文化事业实行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说:“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对反倾向斗争提出的一个新的方针。在这以前,他批评的锋芒是针对教条主义。这一变化,对于他继续修改《正处》讲话,有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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