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und的学术传记,Hemingway与国内南宋经济学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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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无论在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或是英美现代派诗歌的发展史中,都是一个掷地有声的名字。对于许多初步进入现代派诗歌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文学爱好者而言,如何寻找切入点,并以此为辐射中心,探究与作家生平、创作有关的人事,无疑是有效把握文学史的方法。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其尧教授新著《庞德与中国文化》正是这样一部书。它不仅可视作庞德的学术传记,也是意象派诗歌的小史。
从庞德发起意象派诗歌运动,到整理费诺罗萨东方学著作,再到翻译、创作《华夏集》、《诗章》等等,这一条脉络在书中梳理得如隔水望石,清晰可触,再加上首尾两部分庞德与同时代文人的交往,以及他的政治经济思想,无疑勾勒出一幅诗人、翻译家、社会活动家的生平肖像。存在于国内文学教材中的庞德,常以《地铁站》一诗的面目出现。俳句式的短诗,想必在不少读者的心目中描绘过一张朦胧而精致的面孔,然而走入此书的庞德,远非“朦胧”可形容。
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是东学西渐的黄金岁月,涌现出不少汉学家,其中与庞德密切相关的就是费诺罗萨。庞德受托整理费氏的中日学术笔记,却不意跨出了毕生爱好中国文化的第一步。《华夏集》就是取材费氏笔记、翻译中国古诗的一件成功作品。有意思的是,庞德的翻译和林纾如出一辙:两人都不通被译入语,都是通过第三方的解释再行翻译,并且都因为各自母语上的造诣而取得不俗成果。这种翻译,称之为“改译”或时下流行的“译写”可能更恰当。相较于林纾对原文的加油添醋,庞德的拆字法倒呈现出极具特色的阐释风格。本书在第八章中配合以大量实例,详尽分析了这种拆字法。很多译法读来相当有趣。例如“维天之命,与穆不已”,他在“维”中看出丝的弹性,在“穆”中看出了禾谷和白光,于是乎“上天的命意能伸能张,在光中,在谷物中,无穷无尽”。虽然悖离原文,却自成一格。类似的做法屡见不鲜,但在批评庞德胡搅蛮缠之前,我们或许更该细读吴其尧先生的见解:“如果站在文化交流的立场上看,这种做法却具有深远的意义。”林纾和庞德的相似,或许更在两人身处的时代境遇,林有感于中国小说的不振,庞德经受二战的洗礼,对西方文化的没落有着痛彻骨髓的反思,在借鉴他山之石时,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忠信,而是如何“以新鲜的生命力去刺激固有文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和汉字,无疑是站在拼音文字的异端地位,向西方文明发出切磋的请柬。在第五章中,作者追溯了从维柯到德里达的汉字西方反应史,其中像伏尔泰、狄德罗、黑格尔这样的大家,也抱持着逻各斯中心主义,对非拼音文字表示不解和鄙视。相比之下,费诺罗萨对汉字和汉文明的肯定是难能可贵的,而庞德接下费氏的传力棒,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值得关注的是此书在第三章细心梳理了意象派诗歌的发轫,通过庞德提出的写诗“戒律”和概念定位,我们可以看到,意象并非是通常理解中的形象,而是外部形象在思想中经过加工,由具象升华为抽象,并再度成为具象的一个嬗变过程。“意象不仅仅是思想,它是漩涡一般的或集结在一起的熔化了的思想,而且充满了能量。”最终被诗人呈现出来的意象,就是这样一种不断延续的能量场。它不仅蕴涵着作者的能量,还吐纳着读者的能量。优秀的意象派诗歌之所以长青,原因即在于此。书中认为,庞德的“意象”即中国传统文论中“意象”和“形象”两者的结合。从庞德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来看,确有道理。庞德接触费氏笔记在意象派兴起之后,而他对中国诗歌如同精神遥契一般的信仰和追求,或许正是因为他心目中的“意象”在汉字和汉文化中找到了十足的映现,而在西方读者那里,却往往以误解收场。这一番异国情调的高山流水,使得庞德离开意象派运动,转而发起了漩涡派运动。
《庞德与中国文化——兼论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吴其尧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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