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社会性别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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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9年5期第1~7页)

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

[摘要]在当前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的大背景下,西方现代文学对不可能的独特建构进行了有效地表述,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深层障碍和矛盾。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西方现代文学;文明;主体;体现

前言

西方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化逐渐发展并且成长为一种比较普遍存在的力量,使人的生活呈现出不寻常的位移以及扭曲。由于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哲学思潮,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左翼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体现,就是在充分的揭示西方文化中“被称为一般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特征的狭隘”。

美高美游戏中心mgm365 ,一、现代文学当中的主体与普遍性

西方文明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在启蒙者倡导自由、平等等人权概念基础上建立的。因此,自由、平等的思想就被西方文明当成为普遍性标志的秩序,并且逐渐成为了文化规范中的主体建构。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所构造的人物安娜就是希望能够彻底摆脱性别政治的约束,成为一名自由的女性,托尼•莫里森的《苏拉》中的苏拉相信跨种族话语的人生规划,爱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希望能够彻底摆脱男权话语以及阶级的阻碍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意识形态就是将符号秩序当中的特殊性内容加上一种普遍性的渲染,实际上就是指,自由、平等仅属于特定的阶级、性别以及种族,劳动者、女性等却被当成是一个“例外”,被踢出了这个普遍性的秩序。米歇尔•福柯认为,这种对人群进行区分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为了加强普遍性的话语霸权,维护权利的方法。在旧帝国主义秩序瓦解以后,西方文明又使用客观普遍性的知识话语权维护其霸权地位。实际上就是在无产和中产、女性和男性、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当中,隐藏着特殊和普遍、弱势和强势、边缘和中心等方向的价值判断。因为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西方文化才被推上了最高的客体地位,而劳动阶层、女性、第三世界都在这种政治权力下成为了西方文明中的“病症”。这就注定了“例外”主体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构建自由、平等的人权是不可能发生的。西方现代文学对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人性解放做出了悲观主义观点,这也充分地体现了西方文学当中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二、东方主义中的东方

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中将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当成是帝国视野中的“他者”被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由此看来,“东方主义”中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是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对第三世界和东方的扭曲表述。在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对第三世界、黑人种族等表达的形式就有“东方主义”的影子。因为西方文化所占据的霸权主义将这些“例外”成为了沦陷的主体。在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构建了一名白人女作家安娜,并通过安娜的角色记载了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之间的爱情故事。皮特、保罗都在为自己的爱情挑战种族的殖民秩序,作者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但是女性一方却一直保持沉默,作家没有为她们创造发言的机会。很多读者从始到终都没明白这些黑人女性到底经历过怎样的人生际遇,体验着怎样的生存感受,又拥有着怎样的情感漩涡。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对这些黑人女性的名字都没搞清楚,只能够从白人的口中通过只言片语拼组成她们的轮廓。由此看来,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白人男性不仅占有了这些黑人女性的身体,同时也将她们的文化意识以及主体性进行了否定,剥夺了其话语权。这种显在与隐在的对比性、沉默与善辩的对比性进行安排,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对黑人种族身份的鄙夷。这种情节将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关系影响下所产生的话语模式。总而言之,在白人作家的理解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帝国主义意识,将第三世界作家的深层意识中存在的殖民文化进行侵染,让西方处于第三世界边缘的形象当中,并且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异化和颠覆。他们不再是现实社会当中对生活的真实经验,而是帝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殖民文化的深深烙印。帝国意识形态运用西方中心的认知,将“东方人”和“东方”都视为文化的他者,并且对其意识形态进行了虚构的编码,由此来压制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

三、女性主体的沦陷

在西方的中心意识逐渐成为了主体沦陷构建的权利关系同时,其社会性的性别文化成为了约束其主体性构建的权力场。在西方的两性权利建立关系的领域当中,二元对立寓言将其表现为社会性别政治话语。社会性别政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当中比较重要的环节。在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描写女性过程中就充分地表现出了潜在的西方中心意识,但是在当前男权话语背景下,安娜有处于一种被凝视的他者地位。对女性的描写通常都是“商店橱窗里陈列的人像”,都是用来展示女性的“屁股、腿、胸”,要不就只能将女性描写在“厨房当中”。因此,安娜必须要利用作家的身份以及独立的经济地位当成一种屏障,让自己能够处于社会当中性别优势中的“男性”地位。与这人物相似的就是托尼•莫里森的《苏拉》中的苏拉,在男权政治以及种族话语的约束下,苏拉只能够接受白人女性的价值观的形式。社会对男性的性解放有比较大的容忍度,但是苏拉正是用这种男性化所具有的放荡不羁充分表达一直被压制的一种女性主体意识。苏拉尝试着让自己在生活中能够更像一个男人,想摆脱在自己的女性身份,摆脱对女性身体主体性的束缚,进而能够获得男性化社会的构建。西方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在批判社会性别的过程中,重视文学作品中一方面是对女性主体性的描写,另一方面就是对女性主体化过程的体现。在当时社会性别政治的建构和模塑当中,女性地位成为社会性别政治角色当中的“男人”。女同现象更是对当时男权话语的直斥和控诉。但是不管怎样,女性的权利和地位都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西方现代文学中将女性、男性放在当时社会的权利机制当中能够非常明显地体现出阻碍两性自由、平等的社会性别政治。

四、阶级的傲慢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男性和女性、西方和东方的对话都是前者都以一种跨种族、跨文化的宏达话语的形式质询着后者的“例外”存在。由于社会阶层的利益不同、阶层分化,造成了阶级话语中存在着偏见和傲慢,这也是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一个重要表现。由于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哲学思潮,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左翼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正如西方中心论将东方和第三世界进行污蔑和扭曲,中产阶级根据其自身的利益遮掩了劳动阶层的存在。在西方女性的理论当中,就存在着中产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偏见和傲慢。西方女性主义者将其自身特殊的阶层价值观念进行扩大化的本质主义推举,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掩盖不同阶级中女性之间对利益的诉求以及差距等,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想要获得自我设计的成功就应该在经济和工作上获得独立。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安娜和摩莉、托尼•莫里森《苏拉》中的苏拉耐尔、爱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和西尔维娅都是作家为了表达这种理念而塑造出来的正反两种人物的形象。在第三世界当中,传统的女性都被塑造成了哑言的主体,劳动阶层的女性都成为了非自觉的女性形象。这其中体现的不仅仅是种族思想上的傲慢,同样存在阶级上的偏见和傲慢。总之,在西方现代文学的女性建构理论中仅仅体现了中产阶级者的价值观和特殊经验,但是第三世界和劳动阶层中的女性诉求却被完全忽视。西方殖民中产阶级、性别政治以及帝国意识中的偏见,构成了西方当时社会场景下束缚独特个体发展的权力话语。

结语

综上所述,符号秩序与人之间存在以汇总无法摆脱的关联性。在西方现代文学的主体抗争过程中,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运作,而不去改变社会环境,这样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此,主体的自我拯救最后也只能根据当时的环境和秩序成为妥协的结果。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主体不可能基调充分体现了西方文明的矛盾和西方现代文学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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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一、社会性别研究在国际上的发展在过去40年里,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和学术在全球的迅速发展,社会性别研究从学科体制到学术理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性别(gender)这个学术概念也早已进入许多国家政府以及联合国机构组织的公共政策和决策中,成为在资源分配和社会管理中实施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和统计类别。社会性别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其进展状况既与其他国际学术思潮密不可分,又同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的、相互推动的关系。西方的少数族群与非西方的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分子积极参与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社会性别研究这个领域和概念早已不是白人妇女的专利品,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包括世界各地各种族男女。他们在本土多样的实践和不同的语境中产生了繁花似锦的学术成果。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发展历史证明,许多学术概念既有力地挑战了男性中心的知识生产,也有效地进入公众话语和公共政策,起着改变人的认识觉悟和改造既有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作用。在此笔者简要介绍两个相关学术概念交叉性和男性研究,来说明这个领域在国际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关于交叉性概念。美国的少数族裔妇女对推动社会性别概念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当中产阶级白人女权主义学者把理论焦点集中在妇女的社会性别身份上时,黑人女权主义学者在1970年代就鲜明地声明:我们积极地承诺起向种族、性别、异性恋、以及阶级压迫的斗争,鉴于主要的压迫制度是互相连接的,我们把发展基于这个事实的综合性的理论和实践作为自己的特殊任务。[1]墨西哥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包括性倾向上的少数群体)的女权主义学者也积极加入这个将多种压迫制度综合起来思考的理论工作。这些来自美国社会边缘群体的学者指出,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单一的女人身份上,其实是暴露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学者在种族和阶级上的特权地位。任何人都不会只有社会性别身份,社会性别身份总是与其他身份交互共存。换言之,不存在抽象的基于生物性的女性。尽管女人有相同的生殖系统,全世界大部分妇女生活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中,但是她们同时也生活在白人至上的种族等级制、以异性恋为常态的性存在制度、资源分配极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每个女人都处在多重等级制复杂结构的一个交叉点上,她们的人生经历是由她们在这些等级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她们的社会性别身份的含义都因为种族、族裔、阶级、性倾向、年龄、国族等等差异而各不相同。非西方世界的女权主义者们则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身处西方的白人妇女与前殖民地国家的非白人妇女在全球地理政治的等级架构中占有很不相同的社会位置和资源。如果西方白人妇女把自己以中产阶级白人为对象的研究结果作为妇女的普遍经历来对待,那么她们实际上是遮蔽了殖民主义历史留存下来、且依然存在的西方和东方、北方和南方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社会性别研究不仅不能假设有一个普遍性的妇女为研究对象,相反,研究者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自己在全球等级架构中和本国多重等级制度中的具体位置,先梳理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历史以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生产出来的知识,然后再分析它们对自己主体身份建构的作用。只有在把自己所占有的特权位置可能造成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偏差都提到意识层面上分析透彻后,身处西方的研究者才可能避免在知识生产中复制各种权力等级和对非西方妇女生存状态和人生经历的偏见。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加强对非西方妇女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不能以对西方的研究结论为准绳,而是要深入当地的具体文化社会,来探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在不同的区域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不同和相同作用,对当地男女的人生经历和社会性别身份构成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当地的社会性别制度和文化对殖民主义的发展有什么作用。鉴于在殖民主义历史中非西方的被殖民者,尤其是被殖民的妇女,极少有言说的权力,所以,当代女权主义重构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造这种权力关系,使得非西方非白人妇女,尤其是下属群体(subaltern)妇女获得参加知识生产的渠道和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后殖民主义理论使得女权主义学术界加强了对全球地域等级和不同国族文化等级的警觉性,对每个男女的社会性别身份的建构的认识更添了一层复杂性。交叉性这个概念的发展使得今天的社会性别研究不再假设一个抽象的普遍性的女性,而是在多重等级和权力结构中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鉴于女权主义学术的宗旨是改造压迫制度和文化,所以,它的很多研究关注在多重等级制中最受压迫剥削的群体。并且,社会性别研究并不假设社会性别等级造成的压迫一定是第一位的。对许多底层妇女来说,往往阶级和种族的压迫是第一位的,或者说,是最紧迫的问题。而对同性恋妇女来说,可能强制性的异性恋制度是让她们最感到受压抑的方面。即使同一个妇女在不同的处境和时刻面对的主要矛盾可能也是不同的。所以研究不能简单刻板,而需要能剖析和揭示依具体时空条件不同而多变的复杂性。交叉性概念不仅使得学术研究更复杂细致,也为女权主义社会干预性行动提供了工具。一些行动项目可以通过对各种等级架构的调查摸底来界定处于最边缘和最缺乏资源的妇女群体,并设计相应的对策来改变这些群体的生存状况。不过从总体来看,交叉性概念虽然提供了对处于多重等级架构中男女主体身份建构的有效分析工具,但是并没有提出如何改变多重等级制度本身的综合性措施。中国革命理论中没有出现过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但是在分析中国妇女的受压迫的状况时,却是颇具对多重压迫多种等级制的认识。关于男性研究的概念。中国在19世纪国门被打开后把当时的西方学术作为现代性的内容引进。时至今日,许多产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西方理论概念,在中国依然被作为科学真理对待。社会性别学术对这些理论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审视分析,近年来兴起的男性研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男性研究对西方传统学术和文化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知识生产的时空具体性和权力关系,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分析工具,以展开对人文社科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传统学术理念的质疑和解构,并思考这些批评与自己所具有的知识构成的相关性。男性研究,指的是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学科框架中发展的一个跨学科领域,它从把男人作为具有社会性别的人来研究开始,发展为主题多样开放的领域。对男性特质的建构的考察已进入社会、历史各个方面,包括研究男性特质是如何在保障权力的各种安排中,发挥它在语言表达、意识形态层面的效力。男性研究的突出贡献是,它帮助我们深入探讨社会性别性的机制如何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角落运行,特别是当我们观察的对象是男性的集体和个人的时候,比如历史上只对男人开放的政治领域、军队、男性文化团体、男性社会交往圈、经济和金融活动,等等。在这种男性同性社交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女人的直接参与,是不是与社会性别就毫不相关了?还有,女人和女性特质与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制度之间是如何互相依存和建构的?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把男人做为社会性别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来看待。比如在历史研究中至少需要考查这样一个问题:男人身份的建构和体验,如何影响男人活动的过程和意义。此外,这样的历史还需要考查:男人身份和男性特质的含义,对不同群体和阶级有何差别,以及这些含义如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变化的理想的男性特质的观念如何推动了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发展,等等。男人的社会性别,在以往的学术中是没有被标识出来的(如在中国权力机构人员名单中,仅对妇女作性别标识),正如在美国白人的种族不用像黑人那样被标识出来一样,这背后蕴涵的权力关系和运作是需要深入探究的。不研究男人,并不是简单地遗漏了一些人群的问题,而是不能更彻底地解构社会性别权力体系的所有层面。在过去20年里,国际学界对男人、男性特质的具体研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活跃地展开,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有特点、有见地的学术著作。男性研究的学术期刊也在近十年当中出现了。这个领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男性研究探讨的问题包括:社会性别和性存在在历史上、在现实中如何深植于各种权力的框架,并且它们作为对权力的组织和表达的基本方式与其他如种族、阶级、年龄等差异范畴对权力的组织和表达方式有何异同、有何关联。男性研究的这些中心问题,和已经相当成熟并学科化了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所探究的议题相同。那么,男性研究和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女权主义学者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开拓性探索为男性研究学术发展提供了基础。比如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于1986发表在主流学刊《美国史学评论》上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对社会性别进行了理论阐述,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她梳理了不同学科背景中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等级结构和主体性建构的分析,指出了那些主要学说的长短,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社会性别的理论定义。她的宗旨非常明确:把社会性别拓宽到对妇女及妇女传统领域的研究之外,来包括那些看似与妇女毫无关系的领域,如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解构男女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认识,将社会性别建构过程(包括二元对立、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形成)作为历史的主题,将其置于多种历史过程的复杂交错关系中来具体研究;不仅考察社会性别如何作为一种组织权力的基本方式在运作,还要考察社会性别如何作为一种基本的指涉权力的象征性表达方式产生效应。她的这些理论见解在后来出现的对男性特质的研究中经常被运用。男性特质的研究一般具有这样的认识: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一个不断录写和重写社会性别涵义的过程。有意义的研究不能停留在讨论似乎定型不变的男人群体对女人群体的权力关系上,而是要深刻地挖掘什么具体历史过程使得男人成为男人、使得某些男人比其他人更有男子气、这样的社会性别制度到底在维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反过来又怎样在支撑某种社会性别制度。正如印度历史学者马里娜力尼辛哈精辟地归纳的:男性特质只有在具体实践中获得含义,它没有必然的情境或起源。[2]概括地说,男性研究作为社会性别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对西方传统知识生产(即以白人男性为主体的知识生产体制和成果)进行批判和反思的重要前沿领域,这个领域男女学者都有,不少男性学者非常深刻地剖析男性性别特权的形成,并非常警觉男性特权获得复制的机制,包括能够警醒地提出不要让新出现的男性研究又成为建立男性霸权或争夺学术资源的一个领域。他们提出的作为防止这种倾向的一个措施是,研究者必须直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和等级架构。男性研究的一些成果也已经被运用到改造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干预性行动项目中,比如在教育领域中如何改造教学内容以改变对男孩的塑造,让他们认同具有平等理念和关爱心的新型男性特质,能抵制霸权霸气和以男性特权、甚至是以征服女性为天经地义的男性特质。在反对男性暴力的项目中男性研究的成果也被用来调适施暴者的自我认识。男性研究的发展是社会性别这个学术概念的逻辑延伸,要改造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决不能仅仅是一群妇女在那儿摇旗呐喊,没有男性的改造和重塑,社会性别等级制将不断被巩固复制。而男性的改造和重塑必然需要具有自觉意识的男性的积极参与。男性研究也是在和交叉性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性存在理论等等的交融中发展的,因此,对男性的研究也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而是置于具体时空中的研究,是同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历史的批判性研究紧密结合的。反过来说,今天就这些重大主题的前沿性的研究,不能离开对具有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裔等等具体身份的男女的分析,也不能脱离对男女所处的上述多种权力关系和结构体制的分析。二、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自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在北京召开后,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核心学术概念在中国各类妇女组织和活动中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由于国际组织和基金会在中国资助了大量面对贫困地区的发展项目,并且这些发展项目大多要求有社会性别这个分析框架为指导,所以社会性别培训活动在许多接受国际赞助的地区和项目中开展,中国妇女组织活动中社会性别与发展这一方面所获得的赞助也超过其他领域,其结果是社会性别这个词在不少我们认为贫困落后的地区有较为广泛的传播。另外,由于全国妇联尤其是妇女研究所在中央政府部门推进社会性别培训以及落实联合国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目标的行动,使得中央政府有些部门领导对社会性别概念已有所了解。而在中国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虽然我们从1999年开始从福特基金会和路斯基金会获得专款资助来推进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学科建设,已经有了可喜的进展,但迄今为止,从总体来说,这个学科建设在高校和学界依然处于边缘地位,主流学术界基本不了解什么是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新兴学术领域,社会性别学在国际上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各个学科相互吸收相互交融,并且往往是改造更新传统学科的关键驱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学术界对社会性别学的隔膜,也是对国际人文社科学界隔膜的一种表现。由于社会性别学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目前仍然是按传统学科建制,要在体制上突破难度确实很大。目前仅有中华女子学院开设了跨学科的妇女学本科专业,其他高校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是: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相关的本科或研究生课程;有的高校有了在传统学科领域如社会学或历史学中授予的妇女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复旦大学历史系目前在建立社会性别史的博士点;至今中国尚没有跨学科的社会性别学硕士或博士点。而学术刊物至今也只有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办的《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主办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和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主办的《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三种,另外还有个别学刊开设的几个妇女研究专栏。总的来说这门学科在体制上的推进进展缓慢。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主要是依托高校体制来进行的,从体制角度来看,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仅仅是一只脚挤进了高校,还谈不上学科的确立。在学术理论方面,在过去10多年里社会性别这个概念的传播面应该说是较广泛的,同笔者上面说的妇女组织活动的范围密切相关。1996年笔者在北京一个国际研讨会上发言,题目是女性意识与社会性别意识辩异。那时在妇女研究界不少学者对女性意识和社会性别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尚缺乏认识,所以两个指代不同内涵的词经常被交替使用。今天我们看国内妇女研究界学者的著述,这种混淆的情况比较少了。当然,这不等于说在公共话语中,女性意识的使用频率减少,更不等于说,今天女性味话语已经被社会性别话语所取代。事实上,社会性别话语尚没有进入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依然在生产着女性味话语,包括从全国妇联到地方妇联办的各种妇女杂志,也是女性味话语的生产场所。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这些妇女杂志的封面就可以看到女性味话语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社会性别话语尚不能与它匹敌。在妇女研究界,社会性别概念的使用程度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界定。我们知道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前,中国妇女研究界对妇女状况的剖析工具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封建思想这个模糊概念。恩格斯的简单化论点妇女只有进入社会生产才能获得解放成为中国妇女解放构想的理论基础和奋斗目标。恩格斯的论点为妇联系统推进妇女的有酬就业提供了合法性,至今仍具有它的话语力量。妇女就业率的提高确实有效地减少了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缩小了父亲和丈夫对女儿和妻子的支配掌控作用,在不改变家庭结构的情况下部分改变了父系夫权家庭中的权力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不是贤妻良母,成为1949年以后起码两代城市妇女的主体身份。在当时男女平等的主流社会性别话语的庇护下,普通妇女大规模地进入公共空间,起码在城市里有效地打破了社会空间里的性别隔离。但是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是由家族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劳动分工制度等诸多社会体制维系和复制的,并非仅仅是封建思想的表现。当然,我们可以把封建思想这个词在妇女干部的用法中替换成性别歧视主义来显示这个意指所指涉的实际内涵,来点出1949年以后妇联系统干部的明确斗争目标。但即便如此,除了对妇女经济独立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外,我们看不到她们对造成社会性别压迫的其他社会文化机制的阐释,或者说,其他机制都被一个封建思想残余的模糊概念所概括。在当年中国共产党反对三座大山的总目标下,反封建思想可以被理解为妇女干部对主流语言和利益的策略性挪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效应。可是,对这个政治有效但缺乏剖析力量的模糊概念的长期依赖也造成了妇联和妇女研究界的认识障碍,反过来也影响了她们在改造男性中心文化和社会秩序方面的深度和广度。今天我们可以注意到,妇联系统内外的妇女研究界不再满足于用一个模糊的封建思想作为分析框架,无论是社会干预性研究还是学术研究,许多研究者开始用社会性别这个分析框架来考察妇女在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中的状况。在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妇女研究界迅速学习运用一个外来的理论概念,这说明我们很需要新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来解剖自己的麻雀,也说明在中国研究者看来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中也具有剖析力量。引进和运用一个国际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学术界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产生的最显著和有意义的一个变化。但是在社会性别概念被中国妇女研究界相当广泛地运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深度尚有不足。这个深度不足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到。十多年来,中国学界和妇女活动界对社会性别的理解基本上是把它作为仅与妇女相关的概念。前面提到的美国历史学者琼斯科特在她1986年的文章中,对社会性别一词当时在美国学界的情况做了如下分析:社会性别一词最新、最简单的用法,就是作为妇女的同义词。在过去几年里,很多研究妇女史的书籍和文章都在题目中将妇女换成了社会性别。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替换虽然模糊地涉及到某种分析概念,但实际上是为了在这个领域的政治里更容易被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社会性别是为了表示一部著述的学术严肃性,因为社会性别听上去比妇女更为中立、客观。社会性别似乎同社会科学的科学术语很相称,于是它把自身从(听上去刺耳的)女权主义政治中分离出来。在这种用法里,社会性别既不携带着关于不平等或权力的必要声明,也不去识别受到不公正对待(及迄今为止被历史遮蔽)的一方。鉴于妇女史这个术语强调(和惯常的实践不同)妇女也是被认可的历史主体,以此宣告了自己的政治性,而社会性别包括妇女,却不特指妇女,因此显得没有造成什么关键的威胁。社会性别的这种用法可以说是在1980年代女权主义学术追求学术合法性的一个侧面。[3]斯科特提出的不能为了追求学术性、客观中立性而把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作为妇女的同义词来用的批评,对于今天中国的研究者也很有警醒意义。社会性别不仅是解析妇女状况的一个分析工具,也是认识人类社会的一种理论框架,它涉及一切领域,包括全是男性或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其锋芒所向是一切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体制。中国妇女研究界把社会性别仅仅同妇女相连的情况,可能往往是因为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狭隘理解,而不一定是为了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套一个学术性的标签。把社会性别仅同妇女相连其实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妇女研究界至今没有突破妇女问题的研究框架。妇女问题的研究框架的特点是关注各界妇女当前面对的紧迫问题,希望通过研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对策。把妇女的紧迫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是从1980年代兴起的中国妇女研究运动的长处。但是仅仅把妇女作为问题来对待的认识论本身则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由别人提出的妇女问题,我们是提出问题的妇女①。只有当妇女把自己当作知识生产的主体,来质疑现有的知识、习以为常的规范,以及权力关系体制结构时,才可能有力地改造男性中心的文化和社会性别制度。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中国妇女研究界很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国际社会性别研究界的学术成果,看看我们是否能开始审视男性问题?研究研究是哪些男性问题既造成了妇女成才发展的障碍,也对男性本身身心和谐发展造成障碍?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造成了男性问题?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妇女成才需要解决男性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许多女孩获得必要的个人发展的资源,女大学生比例迅速增长,女硕士女博士也同样日益曾多。但高校男学生中普遍流行着这样的说法:人分三种,男人、女人、女博士。这种由男性制造的陈腐社会性别观把有成就的女性打入另册,把她们界定为非女性,这必然对青年女性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让她们受到多重挤压:为了增强自己在性别歧视的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多女青年希望以高学历来竞争一份较好的职业,但是学历高了,又怕找不到结婚对象。我们需要探究当代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的陈腐的社会性别观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打压有成就的女性的做法是否体现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男性的焦虑?这是否是市场经济和男尊女卑文化相结合的产物?21世纪的中国精英男性应该如何重新构造男性内涵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太落伍于21世纪的国际社会准则?才不至于成为中国女性发展的障碍?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机制来保证男女的平等和谐发展?要突破妇女问题的思维定势,拓宽社会性别研究领域,除了可以审视男性问题外,我们也需要把视野打开,尤其是学术界的研究者,需要关注中国社会政治学术的主流思潮中出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限于对与妇女相关的议题的关注。用社会性别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主流社会政治文化和学术中的问题,我们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出学术的边缘境地,短兵相接地同男性中心文化交战,发挥社会性别批判性理论应有的作用。几年前中国妇女研究界就有人犀利地批评,妇女研究成了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小圈子。应该说多年来不少妇女研究成果是起到了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积极作用。但是,整个妇女研究没有走出边缘的境地,也没有能够在主流媒体发出响亮的声音,这可能都与妇女研究界画地为牢的思维方式有关。在这种情景中,我们有必要强调从妇女研究转入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性,这个思维框架的转变不是放弃对妇女的关注,而是强调要改变妇女的边缘地位,妇女就必须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来介入对主流社会文化的改造,社会性别理论框架为我们介入主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对于身处学术界的女性学者来说,如果我们自己不挑战学界主流存在的男性中心文化和知识权力的问题,我们就无法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结构和体制,也无望使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进入学术中心。这个学科是否能在中国建立起来不仅仅是关系到女学者个人学术地位或工作量是否能获得承认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青年男女将确立什么样的主体性的问题。我们培养的学生是维持巩固多重等级制度并追求成为拥有特权的精英,还是以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为人生目标、并有行动能力去改造多重等级制度?这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当然也关涉到亿万妇女的生存环境。

[2]Mrinalini Sinha. Giving Masculinity a History: Som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J].Gender and History, 1999,
11(3): 445-460.

  1. 31-32.

[3]Joan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A].
Gender and Politics of History[C].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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