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孔子文学思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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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例如在文艺的社会作用问题上,《论语·泰伯》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宪问》又云:“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因此,他把“诗”“礼”“乐”视为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修炼、政治教化的三个必经阶段。再如在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质”指人的内在品格,“文”即人的外在表现,“文质彬彬”就是要求人既要有“仁”的品格,又要有“礼”的仪表。体现在作品上,这就需要内容和形式的完美和谐。进而言之,当“文”“质”相匹之时,孔子又尤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韶》敬尧舜那样“尽善尽美”,因为后者是“仁政”的产物。又如在文艺批评标准的问题上,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执两用中”而“归于正”,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质合德”“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古代文学的孔子文学思想思考

孔子的文学思想对于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研究孔子的文学思想不仅能够从中提炼出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能够从这些珍贵的史料中了解认识古代文学中的文学创作模式、思想道德水准、审美取向以及价值观念等。由此,本文便古代文学的内涵入手,以孔子的文学思想为中心提出几点思考,以期为各位读者提供参考。

古代文学;孔子;文学思想;思考

古代文学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高超历史成就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在世界文化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孔子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其文学思想对后世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据此,针对古代文学与孔子文学思想所做出的分析,也便具有十分深刻的价值意义。

一、古代文学的相关概述

古代文学中包含了民族文化、政治教育、历史风情、风俗礼仪、民族性格、建筑服务、思想个性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内容。古代文学是同个人生活情况与思想境界有着密切关联的,因而探讨古代文学的重要性与价值内涵也成为时代发展的内在需求。古代文学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爱国教育、道德水平教育以及抵抗逆境、战胜挫折等健全人格教育均有着重大影响。以孔子文学思想为窗口分析古代文学,也成为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的必由之路。其中的先进、有益之处也应被吸收到现代社会之中。

二、古代文学与孔子文学思想的价值

传统文学与孔子“文”与“质”观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写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大意可以被阐述为:性情过于直率就显得粗鲁,礼仪过于恭敬就显得虚浮,恰当的性情与礼仪,才是人们该有的样子。从这段“文”与“质”的论述中表现出推崇的关于“君子”最为理想的人格。二者和谐统一,也成为儒家学者的共识。“质”可以指品质的质朴,“文”则指代修养,孔子说个人没有文化修养就会显得粗俗,而过于文雅就会变成书呆子,所以“文质彬彬”成为最佳状态。从这段辩证关系中可以总结出,孔子所提出的文与质是既对立统一又互相依存,而这种思维成为传统文化中常见的思维形式。如同朴与文采是同样重要的,这种矛盾的统一性表现也成为古人追求“平衡”、“和谐”的经验习惯。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孔子的文质思想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文是外表,质是内在。对一个人而言,质是质朴的天性,是指内在的品质、道德等方面;而文则是他的文采、文明等,是指外在形式特征。而在当今社会中,克服“质胜文则野”的途径,就是通过学习,达到知礼仪、讲礼貌。要克服“野”的行为,树立美的形象,注重文明礼仪修养与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不断提升文明素质和文明礼仪程度,塑造好自己的良好形象,才能使自己迈上更高的台阶。

古代文学功利观与孔子“美”、“善”观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也成为孔子对文学的审美的基本路向。传统文学讲究自然美、生活美、艺术美、形象美、崇高美、人美、心美。例如,《论语》中子谓《韶》中的“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谈到对艺术的评价问题。他很重视艺术的形式美,更注意艺术内容的善。美与善在伦理价值上有高下之分,这也与当下所强调的艺术的社会功能是相符合的。[2]孔子提到要“尽美尽善”,即艺术形式美,内容也很好,孔子要求既要形式美,内容还要善。二者关系是共同促进的,形式美是外在,内容美是内在的,将两者兼顾,达到形式和内容都美的目的,在内外兼美的情况下,使得孔子所说的人道精神得到更好的展现。孔子的美学观可以概括为“美”在“仁”的里面,也就是美在于“善”。虽然有人将孔子的美学思想归结于超脱现实主义的审美,认为这是伦理道德领域中人道主义,而非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但是基于伦理道德层面的丰富发展,也能够让审美在文学艺术领域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兴、观、群、怨”与古代文学

《论语•阳活》中写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意为“同学们怎么不学诗呢?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这是对诗歌社会作用最高度的赞颂。[4]诗所具有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作用,也在其中得到深刻体现。孔子关于诗的解释也被后人广泛的应用,成为表达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结束语

孔子的文学思想无论是文学教育层面、礼制精神层面以及其他的思想内容,都作为智慧结晶在世界文化中闪耀着耀眼光芒。人道主义、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以及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形式内容统一,其美学思想也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参考文献

[美高美游戏官方网站 ,1]刘建盛.孔子文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J].现代交际,2016.

[2]王建霞.浅析我国古代文学的教育思想[J].语文建设,2013.

[3]孙少华.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文学实践功能[J].上海大学学报,2012.

[4]蔡朔冰.古代文学的教育作用探究[J].安徽文学,2014.

作者:黎一沐 单位:长沙市雅礼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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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基于“仁学”之指归,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乐以发和”“以美养善”“以美成人”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后世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权举孔子“诗教”文艺观最具代表性的另一学说——“兴观群怨”说——为例,再加说明。“兴观群怨”见于《论语·阳货》,其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综合《论语》集释,“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艺术形象的譬喻,使人产生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从而在精神上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在“兴”之审美提挈下,“观”重世俗人心、社会生活状态的丰富多样性而非简单化、镜子式的反映;“群”唤起并沟通人的共同情感,强化了文艺独特的审美感染作用;而“怨”不仅是“刺上”“化下”的现实批判,更是“一有嗟叹,即有咏歌”的文艺抒情性本质的表彰。“兴观群怨”说紧扣美善兼济、审美与教化合一的原则展开,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和强烈的实践品格,成为司马迁“发愤着书”说、韩愈“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穷而后工”说、梁启超“熏浸刺提”说等后世思想学说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共同锻铸起中华民族自强弘毅融旧开新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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