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经济学作品手艺单向性伦理观研究,帐蓬向天空敞开

现代文学作品技术单向性伦理观研究

1.文学作品的生态伦理教育功能

人类对文学内在含义的研究在不断变化,人类的文本研究经历了不同的范式转换,对文学作品审视的角度也一直处在不断重新界定的不确定状态。这种范式的转化和不确定性,为从新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发展提供了来自自身的动力。生态危机的信号使我们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重新审视文学作品,进行文化批判,解释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并力图寻找一种临界点的反动。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生态危机严重恶化的当今时代,现代生态伦理研究者认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基本都可以归因为一个破碎的世界观:我们缺乏一个统一的观点,这使我们的世界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断代缺层的和被异化了的世界。因此,他们主张,现在所需的是某种系统理论的定向,这种理论提供给我们一些方法,让我们去观察和感觉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被编织进了一个单一的模式和命运之网中。然而打破这种思维定式的网的方法和手段不能仅仅依仗生态伦理学的传播,也依赖多种学科共同努力来改变这种断裂和异化了生态伦理观的状态。格伦•洛夫在《重新评价自然:走向一种生态学文学批评》中曾经这样声言,“当今文学的最重要功能是将人类意识重新指引向对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充分认识。”洛夫所主张的“文学功能生态化”彰显了文学在生态伦理意识普及方面的教育功能。当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变的时候,文学作品中折射的社会背景具有“物理向度”和“心灵向度”双重功能,其生态诉求也比较明显。在技术不断发展、人类对科技的控制欲不断膨胀的历史背景下,现代文学作品中也呈现了多重的科技态度,很多作家表现出了对技术发展的担忧。

2.《寂静的春天》对现代技术的批判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寂静的春天》并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以文学特有的细腻笔触来写作的生态科学报告。该书以科学事实为基础,以科学家的视角和逻辑严谨的语言,表达了地球共同体的概念,要求尊重生态共同体本来的面目,反对破坏环境的行径。荷兰科学家贝尔金形容说,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行为就像硕大的大象闯入摆满了一碰即碎的瓷器店,这恰恰是卡森在书中描写的人类使用杀虫剂等时候造成的对自然界的影响:由于广泛使用“2,4-D”除草剂去控制阔叶草,野草已成为对谷类和大豆产量的一种威胁;控制豚草进行地毯式喷洒的结果是豚草更多了。人类狂妄的使用科学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也许我们尚不了解其他的一些植物正在起着对土壤有用的作用,可是我们过去残忍的将它们根除”[美高美游戏中心mgm365 ,1]。这是因为人类忽略了一个完整生态系统内自发的种群控制能力、滥施人类的干预而造成的,正确利用自然自我平衡的力量而不是化学试剂,能够达到万物和谐的目的。但是短视的人们不愿意使用这种天然的除害方法,相反,大量的化学杀虫剂进入了自然循环系统,卡森以确凿的证据,阐明了这些化学试剂对生态圈的破坏:喷洒——人类、家禽、野生动物中毒——河流——降雨——土壤,通过自然的循环作用,杀虫剂进入了自然界各个环节。“褐色长尾鸫鸟、燕八哥、野百灵鸟、白头翁和雉都消失了。一场细雨后,可以看到很多死去的蚯蚓,可能知更鸟就是吃了这些有毒的蚯蚓,降雨在毒物的邪恶作用下,进入了鸟类的生活,因而变成了一种毁灭性的药剂了”,类似这种的描述贯穿于《寂静的春天》的始末。《寂静的春天》成为环境保护运动中的圣经,因为越发严重的环境问题使很多人相信,“我们关注宇宙中自然奇观和客观事物的焦点越清晰,我们破坏它们的尝试就越少。”

3.爱德华•艾比与“生态性故意破坏”

爱德华•艾比(EdwardAbbey,1927—1989)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充满争议性的一个作家,被冠以“自然主义写作”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号,这是对他写作风格最有代表性的总结。艾比的代表作《有意破坏帮》于1975年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奠定了他在美国生态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以现实为基础,揭示了为促进美国西部大开发而投资数亿美元的巨型水坝建成后,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可修复的损害。小说的主人公海都克(GeorgeWashingtonHayduke)在越南战场上作战两年,回国后发现环境已经面目全非了,工地、垃圾、推土机、沙漠、毒气、巨型水坝将河流截断。他和他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有意破坏的方式阻止人们破坏生态平衡,目的是让自然保持原色,他们毁掉代表人类强制力的推土机,割断电缆,炸断桥梁,甚至要用炸药炸毁耗资7.5亿美元的大坝。他们这种近似疯狂的行动显然是破坏社会秩序、违背法律的,有很多评论者认为这是一种生态原教旨主义,为保持生态原貌而不择手段。这本小说创造了“生态性有意破坏”的概念。所谓“生态性有意破坏”,是指环保者为了保护自然环境而摧毁破坏自然环境的工具等的运动。生态性有意破坏的前提是用暴力摧毁机器和设备的同时,不造成任何人身伤害。面对主人公海都克为首的四人组为“让自然保持原样”而进行的“生态性有意破坏”活动,舆论一片哗然,赞成者是一个阵营,而反对者亦比比皆是。当从立法或者政策保障方面得不到有力支持的时候,若文明方式的抵抗也无法解决问题,《有意破坏帮》中的粗暴解决方式就成为民众解决矛盾的方式的一种尝试。小说的主人公海都克试图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打破技术作为“强求”的属性。海德格尔曾经提出过,如果强行向自然界提出不属于自然界本来属性的要求,这种强求会严重侵害事物存在的特征;在这种严重侵害中,事物被迫放弃它本真的存在,海都克和他的伙伴们想恢复自然被人异化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堤坝所代表的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框架,为了谋求人类的最大利益,水坝、水渠工程代表的技术手段,已经蒙蔽了人类的眼睛。

4.《玛拉与丹恩历险记》与科技放逐

作为见证了两个世纪文明发展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Lessing,1910—2013),其百年生涯中见证了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并将与环境相关的主题带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玛拉与丹恩历险记》在开头营造了地球生态系统被摧毁的自然环境背景,北半球被冰雪覆盖,南半球被沙暴席卷,而人类能居住的低纬度地区的大地则到处是干涸的景象。马拉和丹恩姐弟两人在流亡的路上遭遇了险象环生的自然环境和生存危机的挑战。恶人、巨龙、蝎子的攻击总是伴随着险恶的自然环境,挑战了姐弟二人的人性和忍耐。莱辛通过玛拉的语言阐明这样的道理,如果要获得救赎,人类的意识必须要上升到和平、环保的高度:“每一座展馆的展品都是各色武器。而恰恰是这些武器结束了前度文明,这样看来,即使没有冰川时代的到来,文明还是要结束的,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种手段。”人类的暴行表现为无度的使用武器,也表现在无度的摧残自然。莱辛通过描写大象的尸骨,警告人类破坏自然的结局:“干旱持续的太久了,所以这些巨象死了,如果干旱再继续,人类也要灭亡了。”姐弟两人最终到达绿洲,生活在一个绿色生机的世界中,马拉说:“我再也不带这些武器了,我再也不想看到刀子、匕首和武器了。”莱辛的故事情节安排是充满了深层次含义的,当玛拉达到了这种思想境界的时候,围绕她的环境变成了“到处都是蓝色,蓝蓝的大海和明媚的天空。蓝天中漂浮着大片的白云”。[4]《玛拉与丹恩历险记》中的矛盾关系如果上升到生态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明显呈现出深层生态学的生态伦理思考的特质:将人从生态环境中心的神坛上赶走,用一种整体和非人类中心的看法来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莱辛在对《玛拉与丹恩历险记》的记者访谈中说过,“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在这场本我、自我和超我交织的旅行中,莱辛完成了她的生态伦理思想倾诉:如果破坏了环境,人类挑战的就是自己的生存。只有将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结合起来的时候,人类才有真正的生存。

5.《羚羊与秧鸡》与技术异化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1939——)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加拿大作家之一,她的小说《羚羊与秧鸡》呈现的是一个被基因工程技术摧毁的未来世界。该小说的创作具有一定的现实背景,表现了对从1973年起第一例DNA实验成功后不断进步的基因科技的忧患意识。这部生态预警小说围绕着科技的放纵发展对人类世界带来的灾难而展开故事情节:在科技发展到尽头的时候,世界唯一的幸存者“雪人”和其他的变态生物品种共同生活的情景。故事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讲雪人面临着太阳的炙烤、饥饿的肚皮和怪兽的追逐;另一条是讲雪人回忆自己如何沦落到绝境中。这部小说中基因技术是贯穿全文的主线,阿特伍德以雪人的遭遇揭示了技术至上的价值观导致的结果:基因工程对自然本来面目的改变;改变自然的过程中造成的人的异化以及与自然的疏离。这部小说的情节是荒谬而丑恶的,阿特伍德选择了一种极致夸张的丑陋方式描写了人类改变自然本来面目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这种文学创作方式和罗丹的艺术创作途径不谋而合:罗丹认为,选择丑的对象来表现生活,往往要比美的刻画雕塑更能表现事物的本来状态。这也是为什么众多作家从破坏自然造成的后果的角度来表达自己的生态伦理理念的原因。阿特伍德选择了从文化堕落、人性堕落带来的恶果的角度来撰写小说,强烈谴责生物工程和基因工程走向功利化带来的毁灭。技术的性质本来是作为人类摆脱自然赋予人的生理弱势而改变世界的工具,但是现代技术越来越深入发展,不断的改变和支配人类固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羚羊与秧鸡》表达了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一种焦虑,面对着愈发先进的科技,这种科技发展需要一种配套的人文价值观,使得科技的发展维持在一定的界限内,否则其后果难以预料。阿特伍德曾担心,人们对于科技发展的把握犹如两岁的孩子面对着电动割草机一样无措。问题的解决不在于科技的本质,而在于如何把握科技和社会的和谐相处,如何不让科技发展的高度超过了道德边界、打破责任的束缚。有人认为阿特伍德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在夸大技术的反作用力。阿特伍德评价道:“请不要误以为《羚羊和秧鸡》是反科学的。科学是一种认知的方式,也是一种工具,正如所有其他的认知工具和方式。它可以被用来作恶。它也可以被收买和出售,人们常常这样做,但是科学本身并无害处,正如电那样,它是中性的。”作者在结尾设计了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按照自己的理性程度去设计故事的走向,在文明的废墟面前,吉米发现了另外三个幸存者,“他们会和谐相处吗?”作者实质上在质问,人类在废墟上重建文明的时候,该以什么样的生态观来面对发展。

6.总结

在科技膨胀发展、技术力量对自然的异化愈发严重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作品中融入这种视角体现了人类对科技理性发展的忧虑和对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发展的期望。当正确的生态伦理观逐步形成但是却无法贯穿到人类生活、生产的各个层面的时候,卡森、艾比、阿特伍德等在作品中用危机论的眼光对待“技术”这把双刃剑。当代文学作品的一个常见话题是人类技术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持之间的矛盾,反映的是技术文化的危机性特征。技术和环境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解决,不能靠一味排斥技术,也不能靠单向度的技术理性,必须要在以技术改变生活的同时,不破坏自然的统一和和谐。

作者:刘春伟 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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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篷》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张璐诗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文学女王,六十岁了还能写《盲刺客》(2000年在伦敦出版)这样睿智而富于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长篇力作,并摘得英语国家权威文学大奖“布克奖”。2003年,《羚羊与秧鸡》在多伦多出版,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
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对于读者来说是阅读与想象的狂欢盛宴,她的短篇小说却有可能成为一部《短篇小说写作指南》这样的教科书。在《帐篷》这部小巧耐读的集子里,这些短篇小说已然成了阿特伍德的血液,在必要的时候,阿特伍德只需要残忍地割破身体(想象)的表层,这些小说即会随着伤口的大小或慢慢流出,或喷薄而出。
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中,第一人称占了相当的比例,“读者发现用第一人称的故事可信,因为他不是与故事中的‘我’认同,就是因为‘我’在对他说话而接受他是个真正的人。”乔治·奥威尔这样说过。“我出生,我长大,我学习,我恋爱,我结婚,我生育,我说过,我写过,我去过,我看过,我做过”……阿特伍德想(并且成功地做到了)让读者相信这一切都确实发生过。即便是第三人称的小说,阿特伍德采用的叙事聚焦大多也是以女性为中心的。阿特伍德拥有自我的意识和写作的权力(尤其是与男性对等的权力)。在《弃儿的故事》里,阿特伍德在情绪化的控诉中现出了母性的光辉。
阿特伍德没有把心灵藏匿在文本背后,她有一种参与故事、参与虚构的热切欲求。卡夫卡说:“我们应该忠于自己的梦。”“你记得。不,你梦见过。你的梦是窒息,下沉,以及空空如也。”一架性能良好的记梦器出现在阿特伍德的眼前,她拿出纸和笔,记录并改编她在梦中出现的一些人和物,以及在那些时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在梦里没有看见”的“一些残垣”,还有一个“小宝宝”。
对于小说写作者来说,对话是最有用的手段,运用对话的技巧往往决定了作者的才华和成就。通篇只用对话更是妙不可言,对话的力量在《瓶子》里得到彰显,并且这力量将在文字中不断更新,得到永生。
阿特伍德短篇小说的魔力还应归功于她如刀劈斧砍般精炼鲜明的刻画才力。《四眼小鸡过火了》和《我们的猫进了天堂》意象精妙,博学机智,读来感到意外有趣。
族群认同(19世纪的加拿大受英国文化影响,20世纪的加拿大受美国文化影响)是一个加拿大人无法回避的主题。在《伊卡利亚人的资源》和《后殖民》里,呈现的是原生态的被破坏以及土著对族群的不懈追寻。
阿特伍德早在22岁便以《双面普希芬尼》(获当年普拉特诗歌奖)一诗在加拿大文坛崭露头角,30岁之前已跻身加拿大最著名的诗人之列。她的诗行非常大胆,并以绮丽的想象力和放纵的语言风格著称。你看那镜中忧郁的阿特伍德:
……禁果,没有镜子的爱情,然而并不是
因为我,正是因为你自己。《帐篷》里收了阿特伍德的两首长诗。《动物拒绝名字,万物回到本原》是一部动物寓言的交响曲:
上帝已咬掉自己的舌头,于是创世的第一个响亮单词, 盘旋在无形太虚,
无言已表。
结局完全成了虚空,人类患了失语症,无法“说”一个名字,即便上帝也失去了命名的权力。阅读结束,得到的是长久的惶恐。阿特伍德是宇宙间的女王,宇宙间的万物都将成为她的乐队成员,在她高兴的时候,上演一曲最恢宏的交响乐。
《带妈妈回来:一场招魂》是一首对逝去的妈妈的赞歌。在母亲这样的主题下,人类都是相通的。尽管有“金枪鱼三明治”和“燕麦甜饼”这样的异域情调,“围裙”、“熨烫衣服”、“香皂广告”、“卫生纸广告”仍然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普适意义上的母亲形象,“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愿逝去的母亲重生,愿活着的母亲永生。
“你的帐篷是纸做的。纸什么也挡不住。你很清楚你必须在墙上写字,在纸糊的墙上,在帐篷内写字。”帐篷是写作的载体,帐篷是作家求得庇护的生存方式,帐篷向天空敞开,阿特伍德在云端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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