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官场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现代文学创作知识分子类型分析

现代文学创作知识分子类型分析

摘要:知识分子由于他们丰富的学识和思想,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并且承担着社会预言者与启蒙者的言说角色。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利益法则的兴起、商业化的冲击以及各种欲望的刺激,文学依靠政治制约而高居精神文化领域的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和动摇,造成文学的璀璨光芒慢慢消失,而且逐渐从“中心”向边缘发展。新时代下,不再有过多束缚的现代文学,呈现出了流派纷呈、兼容并蓄的全新发展形势。

关键词: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创作

引言

在现代历史环境下,由于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新时期文化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重新审度。知识分子作为“非常”年代里备受摧残和非难的群体自然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可是,知识分子同时又使文学和政治再次走到一起,以一个新的身份作为新的社会价值体制的参与者和传达者。因此,在作品中,作家们一方面尽力表现“文革”中知识分子受难者的形象,审视知识分子的心灵伤痕。一方面又极力张扬其坚守、高昂、高远的爱国热情。最终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他们两个结合的地方被有效地确认出来。王蒙的《蝶》《布礼》、谌容的《人到中年》、史铁生的《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等都表现了这一主题。作者借助文学作品,有力地控诉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伤害,更好地歌颂了知识分子的坚贞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情操,重新使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作家们的情感表达处在一种使命感、集体性写作的状态之中。而新生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群像则完全脱离了这种使命感的写作模式,转而选择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展示其琐碎的、无聊的生活细节。在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不到道德感与使命感的纠葛,看不到对理想、国家命运的关注,看不到因为关注国家命运而不得施展抱负的苦恼,看到的只是他们对欲望等人性情感的追逐,无目的的、无价值追求的游荡生活,被挤压的卑微的生存状态等等多向的、动态的人性范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类别逐渐显得更为趋势化,具有类别色彩。

一、生命之原——欲望的狂热追逐

穿越久远的时间隧道,我们可以发现欲望合理存在的机制和土壤:我国古代中的一些言论充分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如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可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论断又对人的欲望造成异化与阐割。当封建体制走向末路时,一股新的争取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新文学应运而生,作家一致将笔触伸向家庭、爱情、婚姻等主题上,表现恋爱婚姻中个人和家人所面临的不幸福和悲伤痛苦。其共同书写的模式是:通过作品,表明个人在自我觉醒后,对于性爱的痛苦郁闷,又着重强调在社会的历史解放中对人的解放,以此来昭示出情爱和性爱深度发展的趋势。新时期以后,作家们重新开始将目光集中在欲望这一人的本性上来。可是让知识分子遗憾的是,虽然对人的基本生存的欲望进行了充分地展示,并且是以情感的表达为中心,可是最后还是要和社会的主流意识结合,传播微言大义,迎合市场的需要。欲望书写依然没有揭开附着于其身上的面纱,依然在启蒙叙事话语的规范和模式下踢跚徘徊。然而,在面对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侵袭之时,各种世俗的、被遮蔽的欲望追求随之浮出水面。新生代作家以敏锐的笔触捕捉到90年代欲望的复苏,将各种欲望图景勾勒出来就成为新生代作家创作小说的突破口。当社会历史语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以及精神境况都将迎来一场激烈的风暴。同时,经历重大洗礼的知识分子的境遇也给这些新生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多维的观照对象和载体。在他们的小说中实现了欲望书写的真正解放,欲望被他们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桎梏中解脱出来,他们不犹疑,不牵挂,将欲望光明正大地从幕后拉到台前。他们揭开缠绕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精英神话面纱,把知识分子从高居庙堂拽回到现世现实,着力书写他们这个群体在面对五光十色、物欲横流的社会时的趋同、取舍、追逐、欲海之中的航进以及“停歇”下来之后身体及心理两方面无可言说的失落感和无力感。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常常被性的欲望所困扰,从而将千百年来附着在知识分子身上、欲望之上的种种文化灰尘一扫而光。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却是在以身体、金钱为工具,意在实现对秩序的解构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

二、生命之轻——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游走

新生代作家对知识分子身上物欲、情欲性的还原,结结实实地实现了把知识分子形象书写从带有沉重道德枷锁、背负社会使命感的集体性写作中剥离出来,让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个体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本质想法。但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还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契约关系之中,他们需要承受来自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新生代作家在实现对其独立个体性的观照以后,也不失时机地关注到他们的社会存在状态。在走过漫长的个体淹没于社会洪流的历史时期之后,个体的真实存在状态和常在的生命体验开始得到关注,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选择远离宏大叙事的文学立场,另一方面又立足于知识分子在90年代遭遇到的自身身份危机的体认上,反映在作品里面就是知识分子大量地遭受过放逐的现象。在文学作品里面,知识分子好多是失落游离地生活着。他们寄居在都市的边缘,游走在都市生活之中,不再高居庙堂之上,祛除了精神和文化的全部负载,游离于权力中心和主流文化之外,不再以心忧天下为己任,被政治、市场抛弃,身心都处于相对失重的状态;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又使得他们显得空虚无聊,无所适从。相比于80年代作为时代宠儿的辉煌,90年代的知识分子直接遭遇到的是急转直下的境遇,从而呈现出不知何去何从的窘态,并进而选择了以身体的位移性来完成自我放逐的企图。所以说,9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生存于精神废墟和精神悬空之中的,这也构成了那个时代靓丽的生存景观。韩东等作家们借助游走这一特定的生存形态,拆除了知识分子身上原有的藩篱,直面他们卑微的、漂流的、零散的生存现实,透视他们卑微的、孤独的、悬置的精神状态,关注他们游走背后的力量和呼声。在作者笔下,这些生活在漫无目的游走状态之中的小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去体会在急转直下的社会转型之中被甩向边缘的痛楚,只是在这个纷繁芜杂的社会中饮尽那份无来由的孤独。他们虽然游走的是身体,可实际上是精神世界的漂泊与迷茫。也就是说,放逐精神性追求以后的游走必然与孤独相伴而行。他们一直被围困在无处可去、无法融入社会的困境之中。游走是他们选择走出去的姿态,回到自我的世界,他们依然无法寄希望于通过游走来排解灵魂世界的孤独,无法为精神领地找寻到一片栖息之地。相反还陷入到时时出去却又无处可去的怪圈中。

三、生命之痛——被挤压的失语者

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游走,背后必然伴随着“合法”言说权力的丧失,知识分子惯有的精英脸谱被改变之后,知识分子已经逐步从中心走向边缘,其标志性特征就是“失语”。传统的价值观念正慢慢地饱受拆解,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由于经常以教导众人的姿态出现,不得不面对话语权“失落”的尴尬局面。良知、正义、责任、启蒙、人格,这些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品质,但是在残酷的威胁和生存的压力之下,这些品质都变得岌岌可危。社会在不断发生变化,无法预测,在此期间,知识分子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都无法得以确定,他们正遭遇由精神导师、启蒙的英雄以及中心地位走向边缘的残酷现实。此情此景、此情此势下,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愿地接受或者选择以“边缘人”的姿态,放弃对“他者”、对世界发言的机会,游走在个人的或者公共的空间内“浪迹天涯”、游手好闲。作者还将笔触聚焦在知识分子被挤压、社会地位被取代,以及与社会地位被取代以后相伴而行的种种失语的情形的描绘上。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们捍卫着良知、诠释社会价值,并是大众精神的精神支柱,他们具有常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失落,让他们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优越感,人们以及社会逐步将他们的价值、良知等抛之脑后,进而,他们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越来越低,也使民众对他们不再怀有敬意。90年代文化发生了全面转型,知识分子话语权的旁落,促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开始清醒而且理性地反观自身的生存境况。因此,知识分子的命运、际遇就成为了中国现当代作家描写和书写的内容之一,多元化的形象刻画也丰富了整个文学的人物形象谱系。作家们通过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来使自己的主体精神得到一致的表达,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也随之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这是个由金钱烘托出来、由金钱作为强大的根基、金钱拥有无限魅力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如此地崇尚金钱,从而导致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从事任何工作都只不过是填充社会罢了,就连作家也不例外,知识分子也变得只是社会金钱的补充者,因此,在金钱威胁和商业性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变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结语新生代作家由以往的焦虑性叙事心态走向轻松性叙事心态,非常平和、客观地去表现知识分子身上所被遮蔽的欲望属性、日常生活细节和被挤压的社会现实,展现的是这个群体“藏污纳垢”的一面。新生代作家细致地描绘他们的庸碌生活,展现这个群体无聊与无意义的生存状态,捕捉他们被激发的欲望诉求,以个人化视角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分子存在价值所作出的探索。在他们的文本中,既有对知识分子内心欲望的尽情演绎,也有知识分子身体和精神双重飘泊的游荡、迷惘,还有知识分子社会地位遭受挤压之后出现的失语者,表现出不同于以前生存状态和生活内涵的知识分子形象。新生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不再以高昂的姿态去对待现实和理想之时,也就意味着新生代作家把文学从过去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创作理念转变为反思个人生活的进步,当华丽的行情或者愤怒宣泄遭到遗弃,宏大的、紧跟主流意志的叙事不再成为作家写作和思考的唯一去处时,那么,知识分子的凡俗生活就日渐显示出其本真意义并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受,进而获得独特的审美意义。归根到底,文学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承担起作家对现实思想的孕育和呈现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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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德清.价值断裂与精神乱象:社会转型期文化失范的症候分析[J].山西师大学报.

作者:孙艳红 单位: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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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干部型。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也获得了进入权力场的资格。女性身影也渐渐出现在国家政府机构中,干部型又分为两类:一类正义型。她们多被塑造成正直善良、刚正不阿、临危不惧、坚决与黑暗势力和腐败分子作斗争的巾帼女英雄形象。如陆天明《大雪无痕》中的廖红宇,为了群众的利益,遭到报复身中数刀,仍然坚持上访。杨川庆的《官道》中的代县长吴莉莉,没有因为市委书记对自己的提拔就当上级的应声虫,坚决跟黑暗势力作斗争,女儿因此遭到绑架,但面对群众的利益受损的情况,她仍然站到了正义的一边。周梅森的《国家公诉》中的监察院检察长叶子菁,面对以常务副省长为首的一群由各级领导干部组成的腐败分子团体,叶子菁顶住重重压力,步步坚守,将责任和使命时刻扛在肩头,最终将腐败分子送上了法律的刑场。另一类是贪官型。她们身居要职,柔弱的外表下有一颗追逐名利的狂热之心,大肆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利益。如张平的《抉择》中市长李高成的妻子吴爱珍,她任市东城区监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拥有显赫的地位,还瞒着丈夫收取巨额贿赂;周梅森《绝对权力》中的女市长赵芬芳,为了追求权力,她牺牲了个人情感维持了名存实亡的婚姻,为了获取市委书记的绝对权力,从而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她打击诬陷上级领导,最后落得身败名裂。铁戈的《非典型公仆》中的蒙阳市委书记赵玉兰也是一个在生活和事业上遭受双重失败的人物,身处官场,为了追逐权力忽视家庭,丈夫出轨,家庭破裂,得不到感情慰藉的她轻易的落入了秘书曾平设的婚外情圈套;事业上,由于她本身能力一般,又因是女性担任书记,遭到以李沛远为首的一群部下的联合抵制,权力被架空,她提出的政策无法实施下去。李沛远甚至在公共场合说她是“牝鸡司晨”。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处境中,她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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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视野中的女性书写

伊莱恩·肖瓦尔特在《走向女性主义诗学》一文中将女性主义批评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涉及作为读者的女性,研究的对象是关于女性的话语,即对男性文本的重新解读;第二种涉及作为作者的女性,研究的对象是女性话语,即对女性写作的研究。在近二十多年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大多是侧重第二种类型,对第一种类型的关注相对薄弱一些。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创作成为文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潮流,并展现了繁荣景象,如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大雪无痕》、李佩甫的《羊的门》、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刘醒龙的《痛失》、阎真的《沧浪之水》、田东照的《跑官》、《骗官》系列、铁戈的《非典型公仆》、杨川庆的《官道》、王晓方的《市长秘书》等优秀作品。“从性别的角度看,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男性,由此构成了一种男性文本。另一方面在这些小说中,女性既作为人物实体被书写,更作为欲望化的符号被想象和利用,由此构成一种女性叙事。”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的塑造多呈现出概念化、模式化的倾向,在他们的笔下,女性的个性遭到泯灭,她们的声音被掩盖了,处于失语状态,身份上处于从属地位。作品对女性的塑造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妻子型;情人型;干部型。

官场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空间,也是一种敏感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它不仅是政治生活的聚焦点,也是各种社会力量交汇、交错乃至交锋的中心地带。官场小说,是以人们对官场人事为审美对象,以揭露、批判不良现象,反映官场另类生存为审美目的的一类创造的统称。千百年来,男性作为社会中的统治阶层,历来是官场中的主角,在这个大舞台上他们尽情的展现他们的才华,挥洒他们的智慧。而和男性相对立的女性,她们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在身份上附属于男性。90年代以来,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为女性跻身官场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但跻身于官场的女性并非就是一帆风顺的,和男性相比,她们在官场的处境更为艰难,期望展现自己的才华有所作为,但往往事与愿违,被卷进权利的旋涡不能自拔。当代官场小说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女性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一个相应的变化过程。女性形象的塑造由单一化、模式化、概念化向多面化、立体化方向转变,人物形象渐趋饱满,其中由于性别和体验的差异,男女作家笔下对官场女性的塑造具有极大的差异性。

《女同志》是一部官场女性的成长史、挣扎史。官场并不因为她们是女人就对她们格外施恩,以万丽为代表的女人们和男性一样是在官场残酷的竞争中生存的,甚至她们的处境和奋斗的历程更为艰难,毕竟官场还是以男性为主体的舞台。她们同样要经受权力的异化,初入官场,万丽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才真正进入状态。为了进步,她投机钻营,出卖朋友,为别人使绊子,在这个过程中她内心也充满了不安和矛盾,在矛盾中体现了人性的挣扎,她常常自我反省,反思自己的“自私、冷酷、无情,心里只有自己,只有自己的所谓进步”,但现实环境逼的她没法回头,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权力的巨大力量,弱化了万丽身上的女性特征。她的好朋友伊豆豆指出了她的变化和陌生:“凶悍的女人,权力欲望太强的女人,脸整天拉着沉着,时间长了,五官都往下挂,你照照你自己,从前那个靓丽光明的万丽哪里去了?女人的美是由内向外的,一个权力欲太强的女人,即使给人看到的是她光彩照人的一面,但谁会相信这种假象?卸了妆以后自己再看看自己,内心的焦虑、欲望、不满足,贪得无厌就全暴露出来了。”随着职位的升迁,她尽管内心还有矛盾,但已经开始不自觉的变化,开始认同官场的规则。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设了一个开放的结局:万丽、聂小妹、陈佳三个势均力敌的女人竞选副市长,作者没有交代谁胜谁负,她们的官场之路将继续下去,这次她们不只较量品质,还要较量手段和心肠,这是一场无硝烟的厮杀,不管结局怎样,她们都将承受比普通女人更多的痛苦。

首先,妻子型。该类女形象主要是贤妻良母型。如阎真的《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的妻子董柳,王跃文《国画》中朱怀镜的妻子陈香妹,田东照《买官》中的陈晓男的妻子纪兰等,她们身上具有现代女性的特征,如受到高等的教育,行为举止优雅得体,有自己的事业,又有传统女性的温柔、贤淑、体贴、纯洁和朴实。她们年轻貌美,性格温柔娴雅,情感真挚,是真善美的代表,又富于牺牲精神,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得完美女性。俗语有云: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妻子。正是由于她们在背后默默支持和无私的奉献,才使得在风云变幻的宦海中打拼的男人有了精神支柱和心灵港湾,从而缓解了官场权力对男性挤压而产生的焦虑感。这种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的价值取向,这些贤妻们是男性作家按照他们的文化想象和价值取向所塑造出来的,体现的还是父权制话语对女性的审美表达。

(一)权力场上的女性风景

其次,情人型。传统的父权文化系统中,作为符号的女性,往往归纳为天使与魔鬼或者圣女与荡妇两极。如果说贤妻型对男性而言是天使的话,那么在作家的笔下,情人在官员的官场生涯中往往扮演着魔鬼或荡妇的角色。这类女性同样具有倾城的美貌和诱人的气质和娇媚,她们的存在使男性的生活多了一层玫瑰色,但同时她们的存在犹如罂粟一样,盛开时是美丽夺目的,结果却往往是致命的。对男人而言,该类女性往往是堕落的渊源,是邪恶的,被看作是致命的和难以抗拒的诱惑力的源泉,而男人则完全无力抗拒这种诱惑。如《反贪指南》中何娴之于许建国、《非常档案》中蒋丹青之于刘心之、《沧浪之水》中孟晓敏之于池大为、《国画》中梅玉琴之于朱怀镜、《羊的门》中谢丽娟之于呼国庆,呼国庆为了给谢丽娟一百万不得不挪用公款。尽管有的官员结局并非悲剧性的,但这些女性的存在对他们走向腐败堕落和迷失起了催化的作用。情人在当代官场中成了官员腐败的重要标志,官员因拥有权力而生活腐败,抵挡不住美色得诱惑而拥有了情人,但情人的拥有反过来又促进了官员的腐败。一般,沦为情人的女性在作家的笔下是欲望的化身、贪婪的象征,这类女性身上体现了权力递延,她们本身不掌握政治权力,但她们自身的美貌和胆识是可利用的资本,她们用自己的资本来诱惑和征服男性,利用男性的权力间接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她们通常被看作是“红颜祸水”。对女性的欲望化和符号化书写中,表达了作为男性主体的迷失和焦虑。

西蒙娜·波芙娃指出:“有时女性世界被用来和男性世界相对照,但我们必须再次坚持女人从未构成过一个封闭的、独立的社会;她们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群体受男性支配,她们在群体中处于从属地位”。“她们在同一时间里既属于男性世界,又属于向其挑战的领域;她们被关在这个世界,又被另一个世界包围着,所以她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得安生。”官场上的女性不管怎样的春风得意,她们仍然是处在男性权威的笼罩之下的,她们的背后站立的还是男性。如陈佳的进步离不开崔书记和“老人家”的提拔;伊豆豆后面有秦局长;余建芳的背后站着朱部长;万丽的进步和提升离不开向问、康季平和叶楚洲等男人的帮助,尤其是她的初恋情人康季平,这个着墨不多、曾带给万丽伤痛的男人每次在危急关头都及时出现帮助万丽,即使在癌症晚期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康季平自己不能动,也要通过他的口述让自己的妻子给万丽发邮件帮万丽排忧解难,令万丽化险为夷,正是由于他的帮助和关爱让万丽在变幻莫测得宦海中有了精神寄托,也使万丽日渐坚硬苍凉的心灵深处有了丝丝暖意,康季平这个理想人物的设置,使作品显示出了几分温馨,也把女性笼罩在了男性的充满温情的视域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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