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如何评价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功过决定中苏两国走向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其次,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毛泽东的错误,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要分析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讲什么错误,但都要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总的来看,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与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

  ⑤多快好省的口号,是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首先,高屋建瓴地指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战略意义,全面客观地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决议》指出: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四月一日晚十时五十分,毛泽东约陈伯达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至二日凌晨二时。二日四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致信刘少奇、邓小平:“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③

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如何评价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人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中共领导人科学评价斯大林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产生了不同的历史结果。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如何评价党的领袖人物,是关系着社会主义国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战略问题。

  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18日。

科学评价斯大林的功过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1956年2月,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像一颗政治原子弹,引起了严重的连锁反应。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导致了苏共和苏联社会的分化和分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问题。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文摘自《人民论坛》2011年第11期 作者:李君 刘仓 原题为:
科学评价领袖人物功过的时代意义以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例

  ⑦同上书,第227、228页。

第一,提出处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的原则,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服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绝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矛盾等量齐观。第二,旗帜鲜明地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指出斯大林在不同时期的许多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第三,客观地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的内容和错误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存在一定矛盾的结果,是在社会主义历史还不长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造成的。第四,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及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性质,指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五,从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强调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个人崇拜。这些观点都为评价领袖人物奠定了基本原则。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20世纪70年代末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和邓小平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唯物史观,在总结评价斯大林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科学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课题。

  “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一九五0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五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与苏共的论争中科学评价斯大林,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如何评价领袖人物问题、为党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础。

  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文革结束以后,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同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分不开的。自朝鲜停战以来,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毛泽东认为,现在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他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到处都是基地,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桩,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桩上,动都不好动。他认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间。当然,毛泽东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

面对全世界反社会主义潮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上表达了与苏共相左的政治态度。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着重分析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如何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评价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和态度。

  毛泽东自然联想到中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四月十八日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⑨

  这种在自然科学的不同学派中贴“标签”、“戴帽子”的做法,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⑧

  一九五六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

  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矛盾的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②这些思想,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的多次讲话里,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

  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的。在他逝世不久,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开始发生变化。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看到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在一个月以前报送中央的一份材料,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这份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在去年四月已有些端倪,到去年七月后便已十分明显。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一些,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为了纠正这个偏向,目前对于苏联在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包括有列宁其他学生在内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个人的功绩则很少提到,并且更不单独叙述。二是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评价。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提得比列宁还多些。那时对斯大林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功绩有些过分强调,因此现在也有所纠正,而特别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列宁创造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则是把列宁的许多原理具体化。斯大林对于马列主义学说的发展,不能构成一个新阶段。

  二月十五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听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三月二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三月十八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开会,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⑨。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由于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5-7页。

  会上,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恩来就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讲了话,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王稼祥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②

  对于苏共批评斯大林,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那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出乎他的意料,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⑧,很不赞成。

  二月二十一日,听城市建设局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毛泽东还谈了他对这篇文章的一些设想: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们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们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们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②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82页。

  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①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8日。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所表明的态度,对中共中央作出双百方针这一决策,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55页。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④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⑤

  三月一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从斯大林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要在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

  从四月一日到四日,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现在保存下来的经毛泽东修改的过程稿,就有七次之多。

  毛泽东提议发表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与会者一致赞成。

  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③

  ⑨毛泽东给张际春的批示,手稿,1956年4月18日。

  提起斯大林,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民主革命时期,造成损失最大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其根源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不让中国共产党反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中国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又被怀疑为“半个铁托”。毛泽东曾多次坦诚地剖白过自己那种不高兴的心情。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的。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④

  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报告集中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这些揭露和批判,触及了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①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二月二十二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⑤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9、90页。

  从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泽东在继续听经济部门汇报的同时,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到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上,或召集会议,或进行个别谈话,讨论和研究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

  二月十七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种信心。双百方针的主旨同《论十大关系》完全一样,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在指出缺点和错误难以避免的同时,毛泽东又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⑦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毛泽东完全抛开个人感情,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正如他所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④

  这篇文章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稿于三月二十九日写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吴冷西讨论了两次。再作修改后,四月一日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苏共二十大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大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以及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

  从三月十五日到四月十一日,这十几次汇报的情况,没有档案可查。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过反复修改,日臻完善。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不是把斯大林问题作为一个偶然的、个别的现象来看待,而是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高度来分析,来认识;不是追究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而是把斯大林的错误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全面公正地评价其功过是非。正由于有这样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态度,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问题上引起的国际风波,不但没有干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反而进一步推动了他的思想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割裂。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⑤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三月四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②

  ⑦这段话是英共总书记高兰同英共主席波立特1957年11月9日在莫斯科同毛泽东会见时说的。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毛泽东是很满意的,在四月四日最后一次讨论修改稿的会议上,说了一番意义深远的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③

  ⑧毛泽东对中宣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6年2月19日。

  在医学界,有的人了解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便主张要改造中国医学,并提出一个荒唐的论点:“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

  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页。

  以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⑦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回忆。他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这些会议和个别谈话没有留下文字材料。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了解会议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毛泽东讲的主要内容。

  ⑩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引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破除了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差异没有矛盾的传统观念,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讲话中间,陆定一在二十七日发言中,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他从中国生物学家胡先骕的一篇文章讲起。他说: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说: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毛问: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陆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还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但他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势力支持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是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毛说: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陆说:不是,没有给。毛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四月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当天晚上,毛泽东又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四月四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参加会议的,除上述七人,还有田家英和吴冷西等。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②

  三月六日、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⑥指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是在1956年8、9月间召开的。

  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0页。

  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听取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汇报,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

  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像过去那样迷信了”,这些,也正是贯穿在《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在指导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被吸收到了《论十大关系》之中。《论十大关系》从总结中国建设经验(以苏联为鉴戒)方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则从总结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方面,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中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因此带来了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是米高扬。苏共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发言中,也程度不同地表示反对个人崇拜。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三月一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毛泽东还要中宣部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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