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在上述一系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可以看作是对八大路线的理论阐发,对八大政治报告的重要补充。在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他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探索。

读《毛泽东传》心得及浅评

——对“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之我见

曹子文 2016年元月5日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命题,是特色设计师邓小平之论调,亦是邓后历代继承者们维护的命题。这个命题明确地告诉人们,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一个人的智慧,是包括尤其是邓小平在内的所有共产党人的智慧。这个论调明显地已经把“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历史结论给荒谬化了。也就是说没有毛泽东这一份子,中共一样能够如愿成功,新中国一样能如期建立。如是,我就带着这个命题去研读各种版本的《毛泽东传》,看看那些传记中是如何评述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尤其我要注重寻求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究竟有那些智慧贡献出来。

《美传》在P176
有这么一句话:“由于毛泽东即是共产党人,又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故而赢得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没有他就不可能赢得胜利”。这句话的实质意义就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个美国这样的资产阶级传记编写者竟然对毛泽东认识到如此程度,不知道执行“改开”的特色党人们看了这段外国人的评论有何想法。

《美传》在P242—243
还说:“蒋介石在1948年的一次国民党会议上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具有奉献精神,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好。人民解放军比国民党军会打仗,更有智慧”。这里就涉及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还涉及到了“人民解放军比国民党军会打仗,更有智慧”的军事思想,尤其是共产党“具有奉献精神”。这美国作者写《毛泽东传》,不论褒贬,都是围绕毛泽东一人而已,怎么就不强调中共集体智慧的他人了呢?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没有他人的智慧呢?有!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终身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扎根群众、吸取群众营养取得的。具体到中共群体中哪些具体人有哪些具体智慧的贡献,我在《毛泽东传》中还确实寻找了一些具体事例,如:

例一、关于《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形成,有他人智慧的贡献。据《中传》P567——568介绍说:“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论断,是在1939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这是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二章‘中国革命’是他自己写的,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别人起草后经他修改定稿的”。这里第二章是最主要部分。在P571记载说: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演讲,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点《大传》P917和《中传》说法是一致的,而《俄传》P500说,“在延安的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工作,其结果就是,他成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作为中国解放运动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说实话,他是在他的能干的秘书陈伯达的帮助下得以搞出这个理论的”。这个俄国佬在这里虽意在降低毛的主导思想,但他提出的有陈伯达参与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符合事实的。

例二、粟裕的军事智慧贡献:粟裕这位战将,曾有几次灵活地变动毛泽东原定作战指示而获成功,并取得了毛泽东的赞誉。我这里仅举一例,以后会专题阐述粟裕军事智慧的。

1948年9月24日,在攻打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致电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并传中央军委、毛泽东说:“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以便于恢复我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条件,以及便于而后华野全军进入龙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粟裕还为淮海战役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这在中国共产党战争史上,第一次由前线将领提出重大的战略计划,《大传》P1335。11月1日,毛泽东根据粟裕的建议,为加强淮海战役的领导,决定“由刘、陈、邓、粟、谭五人组成前总委,完全采纳粟裕的淮海战役方案。并决定由粟裕来指挥这一大战役。《大传》P1349

例三、1948年11月15日,听取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建议停攻太原,集中华北主力,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用围而不攻的方法拖住傅作义的致电,毛泽东随即电告徐向前、周士第,要他们立即停止军事攻击太原,进行政治攻势,而已固守既得阵地,就地休整,待东北野战军入关攻击平津时,再攻击太原。这可以算作林、罗、刘三人的军事智慧贡献《大传》P1353

例四、李维汉:1953年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组织调查组,曾到民族工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调查组于五月二十七日写出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司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李维汉概括了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指出:“…..公私合营是高级的国营资本主义,…..其中一九五二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已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五点八倍。至于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等形式则有很大发展,…..经验似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调查报道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高度重视,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如是于六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上是一个创造。《大传》1384—1386

例五、陈云的经济智慧:国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也积累了一定经验,首先是从批发商开始的。因为私营批发商,特别是大的批发商,有很大投机性,往往同国家争夺货源,操纵物价,扰乱市场,危害国计民生。为了保持市场稳定,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对私营批发采取了排除代替的方针,从而使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发出《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陈云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大传》P1399——1400

为了开好一九五六年的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对政治报告稿经过多次修改,主要是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再作修改,到九月初,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根据多方面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再次修改调整。毛泽东觉得这一部分还需要再征求陈云的意见。《大传》P1476和P1479这说明在经济方面的思想,陈云的可参考性为重。

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于二月二十三日的西楼会议上,陈云同志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同时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作为今后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中传》P2172。这也是陈云同志在指导思想上一大贡献。

例六、周恩来智慧的贡献: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毛亲批“请恩来修改”,第二天,即九月八日周恩来改完这两部分,毛主席在批转刘少奇时批示说:“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大传》P1480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提出的对外建交原则,也是经周恩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了概括、提出和推广,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中传》P1534

一九六三年5月11日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周恩来对《决定》草案中所讲到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几的提法提出了疑问,他说:“是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李井泉建议说:“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毛泽东即采纳了周、李的建议。并指示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大传》P2616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指出:“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决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要留有余地。….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毛传》P2330

例七、毛主席说;
“‘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所以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作总结讲话时提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说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毛主席还解释说:“‘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年谱》P570——571

例八、张震献策:在攻打金门问题上,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身为华东军区参谋长的张震,在总结了一九四九年十月首攻金门失利经验后,给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提出两点建议:一、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可以集中使用;二、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保证供应,即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使物资得到交流。毛主席批示彭德怀说:“此意见可注意”。此建议得到彭德怀和陈毅等赞同。《毛传》P1546

例九、一九五六年为了批判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毛主席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十二月二日晚,毛主席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初稿。毛主席为文章定名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中传》在P1575编者结论说:“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中传》P1571和P1575

例十、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定稿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征求意见稿十次,毛主席自修稿三次,共十三次稿。前后共无十五天。这也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吧!但在所看到的传记中,参与修改稿的唯独没有邓小平。《大传》P2083、《中传》P1671

例十一、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看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湖北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讲话,指出“四清”的中心任务是搞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毛泽东看到王任重的讲话后,就对刘少奇的“四清”概念做了改变,采用了王任重关于“四清”的诠释。《中传》P2337

例十二、李鼎铭的精兵简政:在1941年11月6日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时,身为开明绅士、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先生,他毅然决然地和姬伯雄等几位参议员联名拟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提案从内容、理由、方法讲述的很条理清楚,毛泽东采纳了李鼎铭先生的建议,这“精兵简政”即作为在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大传》P969—971

例十三、1944年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按照《中传》P677——678的记载和评论说:“最早‘决议’草案是任弼时在1944年5月写成的,….它是以1941年秋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的,主题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做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做过三次修改,…..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中传》说: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就是没有邓小平参与此决议稿的修改智慧。

例十四、一九五八年2月18日在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回顾总结了《农业四十条》说:“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议上七议八议提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会议才形成十四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9月三种全会,…..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在所看到的传记中又没有邓小平的智慧。

毛主席又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大传》P2149

至于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是周恩来经过争取李富春、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陈伯达交谈,召开会议后,讨论定稿后的。《大传》P2480
1961年3月22日,广州会议讨论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也是经过每个大区选派一至三人为代表,参加修改逐步形成的。《大传》P2506

我细读了各种版本《毛泽东传》,仅搜索到这些事例。从以上事例看,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确实有好多党内同志和党外仁人们的贡献,但不论是《年谱》还是《中传》、《美传》、《俄传》以及《大传》都偏偏没有发现一处有邓小平的治军、治党、治政的智慧显现之记载。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即使有集体智慧,但却就是没有发现邓小平的智慧成分。我想,如果邓小平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智慧贡献,那么起码《中传》的特色编撰者们一定会运用高度放大手法喧然的。遗憾的是这一机会在当时给疏忽了,这些人们,以后如果还有机会再版《中传》时,想必会学习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手法编造一些填补之。

当然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如果说上述他人的智慧提供能起作用的话,也仅是附着于思想的很小一部分,这犹如北冰洋上的冰山,其他人的智慧提供也仅是冰山上的一抹雪霜,而附在冰山一局;又如巍峨泰山上的群株松柏,那只是依托于泰山壮观之点缀,而不能称谓泰山。毛泽东思想主要地还是根源于他个人的经历、个人的勤奋、贤辈们的熏陶、马列主义的吸纳,加之毛泽东个人的天赋而形成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对《共产党宣言》实践的成果。先贤前辈和当今许多学者们已多有评论,尤其是最近维新里的《毛泽东思想果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吗?》一文论述了“集体智慧”称谓可否,此处勿须我来赘叙了。

就“智慧”一词而解,《辞海》上说: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在佛学上的意思是说:明白一切事相叫智,了解一切事理叫慧。相之形也,理之神也,这里的慧是中心、核心,所以常用慧根二字来评价一个人的智慧。用现代人通俗的说法,就是具有最高的、最好的、最见效的善事、善为、善言之善果。也就是说,现代词典上的解释和佛学上含义就基本接近和相融了。毛泽东才真正配称智慧之人——他的着作和言谈才是教人成仁成才之智慧,他的治党、治军、治国之策才堪称伟人智慧,他那高超卓绝的政治军事战略战术才具有震慑敌人的霸气智慧,他那悯恤和救拔劳动人民及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一生才是至尊至圣之施善智慧。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从过去到现在的队伍里,只有毛泽东才是阐明一切事相的智者和诠释一切事理的慧者,只有毛泽东的作为才配称人类谋求解放的发明创造之大智慧者。(这些要在下一篇《毛泽东究竟伟大在那里?》一文会专题阐述到的)。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量和质的发明创造者,如上述例举到的周恩来、陈云、粟裕等党内诸同志的忠实执行和灵活性的运用亦属毛泽东思想智慧的集成者,而唯有那些如邓小平等奸黠之辈,虽然跟随或参与过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但只能算是在革命进程中某一阶段的同路人或同盟者,他们在形成毛泽东思想智慧中,根本就没有资格配享这一荣誉。

总之,对于“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命题,一是邓小平这个慧黠之人的阴谋政治所致——将毛泽东的位置或分量混同于中共所有成员之一份子,意即这分子是可有可无的,这我在开头就说到了;二是,当时与邓和声者们以及后来的继承者们所以也如此认可,既说明是他们私有利益的共同所致,又说明他们的马列主义政治辨别能力之低下混沌,所以附和相应。从这个命题可看出,“改开”以后的共产党已经把毛泽东思想淡默化、边沿化、虚无化了。事实上是所谓的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改革的“特色”理论污染了全党。所以“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说法只不过是对国民的甜蜜和悦耳的欺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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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在对会议议程作了说明之后,接着就八大会议的目的和宗旨、继承党的传统、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乌布利希向毛泽东表示感谢:“第八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⑩

  谈到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说,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并且证明斗争得不对的人。他说:“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⑩毛泽东1954年12月19日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曾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7页。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在七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八大预备会议也从八月三十日起,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最后谈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评价。他说:“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④

  关于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提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至此结束。

  八大开幕词,毛泽东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写完。也许是对自己写的稿子不满意,或许是工作太忙,毛泽东又要陈伯达代为起草。九月八日,他写信给陈伯达催问起草情况:“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⑤

  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十分紧急。当年田家英三十四岁,精力充沛,很快赶写出一个初稿。毛泽东比较满意,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然后让杨尚昆送给有关的人审阅修改。这已经是九月十四日清晨四时三十分了,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天半的时间了。

  大会前夕,毛泽东还作了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那就是八大开幕词的起草。

  比如,关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国际国内条件,他写道:“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六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看了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批示胡乔木:“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②

  ③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年9月7日。

  八大政治报告的整个修改定稿过程,洋溢着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又是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①

  ⑤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⑨毛泽东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毛泽东:“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人们还曾记得,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过的那段著名的话:“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③又曾记得,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号召要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以求经济上的独立和科学上的独立。现在,根据已经迅速发展了的客观形势,毛泽东沿着这样的思路又前进了,他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科学家和专家,以适应全面经济建设的要求。

  ⑥毛泽东起草的八大开幕词(未完稿),手稿,1956年9月。

  十月一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观看焰火,回到住地,已经十点多钟了。稍事休息后,又在颐年堂会见了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他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二时三十五分。

  ③根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个小时?

  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六十八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还有四十五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毛泽东从苏共二十大谈到斯大林问题。波立特说:“你们那篇文章⑥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这里所说的苏联同志,就是米高扬。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时,对他说的。八大期间,他们两人再次相会,毛泽东又谈起对党内犯错误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米高扬回顾了七年前的那次谈话,他说:“您方才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来中国时,就曾经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我当时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他虽未说话,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①①毛泽东会见苏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102页。

  报告说:“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与七大相比,中国共产党这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是全新的,对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既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也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发生许多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这些情况决定了八大以后的道路,将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是八大的主要功绩和贡献在于,它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宣告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④胡乔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的讲话记录,1980年9月21日。

  毛泽东:“要互相参考。只可参考,不可硬搬,好像我们不能硬搬苏联一样,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硬搬而吃了大亏。”

  第二天,周恩来改完这两部分,立即送毛泽东过目。上午九时,毛泽东转送刘少奇,并在周恩来改稿上批示:“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④

  毛泽东:“请帮助。”⑤

  ⑧以上引自《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03-262页。

  ④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9月8日。

  他说:“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又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以波立特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

  在谈到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职务时,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先由陈云对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说明。会议同意陈云的说明,通过了这个名单。

  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里说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国内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

  杜克洛:“法国资本家也很着急。”

  毛泽东对决议起草工作非常重视。他多次约陈伯达、胡乔木谈决议修改问题。九月二十四日晨五时,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决议草案,并于当天下午二时以前,各个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汇总送交胡乔木,再作修改。二十六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会议从晚上十点半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五十五分。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在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封面上写给胡乔木一个批语:“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时间是九月二十七日晨二时。

  ⑦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毛泽东对这三部分很满意,当天复信:“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⑥信中提到的“前一部分”,指的是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统一战线部分,也就是刘少奇在信中提到的“前面统一战线部分”。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②

  毛泽东提出异议的,只是这一个提法,并不是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⑤毛泽东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⑧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同日晨六时,毛泽东又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对政治报告稿提出压缩的要求:“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⑩

  于哥夫答:“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经济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必须善于学习”的号召。

  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以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称著于世的。到中共八大,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任何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从一九四九年起,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一些重要文件时,都把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发出一个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⑩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大的决定。会议一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便开始了。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成为一支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毛泽东先讲了一下文件准备情况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预选情况。他说: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造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十万字,一砍就是四万多字,现在不到五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第三种写法,也可以第四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明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⑦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毛泽东:“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着重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讲了话。

  会议对政治报告和其他几个文件进行讨论后,基本通过。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下午二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

  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不少,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八大政治报告的见证。

  八月三十一日凌晨三时,毛泽东看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写信给陈伯达并刘少奇:“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⑨

  接着,毛泽东再次发表讲话。重点讲经济建设和中央委员的选举。他说:

  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

  毛泽东又谈到自己,并建议设立名誉主席的职务。他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的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五日,陈云对这部分稿子作了修改以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①

  “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⑧

  杜克洛:“有意思的东西很多。”

  报告分析了党在执政的情况下所面临的种种新的考验,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认为它必然会发展成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报告指出:“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⑨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毛泽东一到北戴河,第一件事就是下海游泳。在北戴河的二十八天当中,除了三四天没有下海,天天都去,有时一天下海两次。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不仅体力好、精力好,心情也好。

  在修改党章的报告里,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显而易见,这同借鉴苏联的教训有直接关系,如果把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拿来同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加写的有关内容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修改党章报告里的这些话,同毛泽东加写的那些话是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你们是先有了工业和无产阶级,再革命,等到你们革命胜利了,东西是现成的。我们就不同。”

  关于对外关系,报告声明:“我们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⑧

  八大政治报告,集中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汇集了全党的智慧,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教育党的高级干部要正确看待自己,正确对待受到的冤屈。他说:“对于那些冤枉和委曲,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有。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七月初,政治报告写出了第一稿,题目是《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从这时起,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对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

  毛泽东:“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1、342页,第350-351页。

  ⑩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毛泽东从斯大林的错误,又讲到共产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问题,即所谓的“父子党”关系。他说:“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

  很快,毛泽东收到陈伯达起草的八大开幕词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要田家英起草,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从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同七大的时候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已经处于执政地位。由此,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不能不把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放在中心的位置。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③

  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刘少奇送来的这两部分草稿,写了一段批语:“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还补充了一句:“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③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了史册。这次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总任务。如果说,七大是党的历史上以革命、胜利为主题的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八大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为主题的代表大会。

  毛泽东说:“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又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③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八大的一个总评价。他突出了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

  一个月后,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送来两个名单。一个是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另一个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毛泽东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页。

  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②

  吸收了大家的意见,稿子改得越来越好,毛泽东满意了。

  ⑦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九月十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在九月七日上午十时给周恩来的信里,除了要他抓紧修改政治报告,还提出:“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所说的“建议”和“报告”,就是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对这两个重要文件,毛泽东也都认真审阅。

  ③泽东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6日。

  ①毛泽东会见苏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关于这件事情,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②

  这些都是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一九五三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的设想。当时还就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征询过意见。但由于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反党,这个意见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到准备八大的时候,才又重新提出,并且得到大家一致满意的解决。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大家都负一点责好”。④

  杜克洛:“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的工作。”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0页。

  他说:“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七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九人组成。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在团结、和谐、生动活泼的气氛中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大会就要正式召开了。

  五天以后,八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刘少奇又把修改后的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三部分送给毛泽东。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④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⑤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对提交全会讨论的八大议程等六个文件作了说明。毛泽东多次插话。在讲到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说:政治局准备公推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现在的报告稿子九万字,能够缩减三分之一就好。请大家首先对大势提一些意见,看大局部分是完全要不得,还是勉勉强强,还是大体可以,还是有些要修改。刘少奇表示:毛主席讲至少要缩减三万字,我看很有必要。

  写完批语,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毛泽东又在封面的另一空白处补写了一段话:“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⑩

  ⑦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毛泽东:“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装备、安装造纸厂。”④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0-113页。

  ④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毛泽东在开幕词里,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③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八大后设立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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